索 引 号:40000895X/ 分类: 行政处罚 ; 行政处罚决定
发布机构: 证监会 发文日期: 2020年09月03日
名 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何思模）
文 号: 〔2020〕58号 主 题 词: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何思模）
〔2020〕58号
当事人：何思模，男，1965年2月出生，时任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特）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住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依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何思模内幕交易“海陆重工”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何思模的要求我会于2020年7月29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何思模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何思模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
2013年下半年开始，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陆重工）因业绩压力，开始寻找项目支撑公司业绩。董事长徐某生看好环保产业，授权顾问潘某华寻找清洁能源等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项目。2016年5月，潘某华找到上海朝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希投资）总经理惠某玉让其介绍合适的项目重组。同一时期，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集成）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吴某文告诉惠某玉其有重组的想法，惠某玉遂将海陆重工徐某生的名片给了吴某文让其自己联系。
海陆重工2016年7月8日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拟收购江南集成100%股权，8月16日复牌公告终止重组，并承诺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据相关当事人称，本次重组失败的原因在于双方在支付方式和比例上未能达成一致。
海陆重工终止上述重组后，又找了多家项目，但都不是很满意。
2016年10月，海陆重工成立子公司与江南集成进行项目合作。通过此次项目合作，潘某华加深了对江南集成的整体了解，认为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标的，还是可以并购江南集成，并在2016年11月下旬将其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徐某生。徐某生也认为江南集成是个不错的公司。项目合作期间，海陆重工负责谈判并购事项的顾问潘某华和江南集成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文一直保持联系。
2016年12月中旬，潘某华联系朝希投资的惠某玉，目的还是想找合适的项目注入海陆重工。2016年12月22日，海陆重工和朝希投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委托朝希投资为其提供兼并收购等财务顾问及投资咨询服务。自2016年5月至调查时止，朝希投资只给海陆重工介绍了江南集成这一家标的公司。同日，惠某玉将江南集成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以及通过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所）取得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发送给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2016年12月25日，申万宏源保荐代表人蔡某电话联系惠某玉沟通江南集成尽职调查的时间，惠某玉遂致电吴某文告知其将派券商和律所去江南集成做尽职调查。
2017年1月4日，为准备券商进场尽职调查，江南集成吴某文在公司的工作例会上要求各项目负责人“所有文件夹在券商进场前做好相应的目录”。2017年1月11日，申万宏源到江南集成进行尽职调查。同日，国浩律所到江南集成做合规梳理。
2017年1月25日，申万宏源蔡某等人与朝希投资惠某玉一起讨论《尽职调查报告》内容。惠某玉要求申万宏源项目组加快工作节奏，尽早将涉及到标的公司的报告部分准备好。
2017年1月份，惠某玉、潘某华、吴某文之间有多次通讯联系。
2017年2月7日，江南集成董秘袁某安将券商发送的股东调查表等资料发给江南集成股东。
2017年2月13日，朝希投资制作了《江南项目初步交易方案》，内容涉及交易时间安排、交易方式和支付比例等问题。申万宏源制作了《江南集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整体进度及时间安排》。
2017年2月16日，海陆重工重组静默期到期。
2017年2月21日，惠某玉居间协调股权收购事宜。
2017年3月1日，海陆重工潘某华提出收购江南集成的条件为徐某生与吴某文持有海陆重工的持股比例差距保持在5％以上。惠某玉征求吴某文的意见，吴某文表示问题不大。
2017年3月3日（周五），海陆重工召开董事会决定重启与江南集成重组事宜，会后董秘申请停牌。
2017年3月6日（周一），海陆重工停牌。3月18日公告称，本次购买资产事项可能会以发行股份形式购买标的资产，该交易标的资产估值为15-25亿元，预计本次交易可能达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标的资产属光伏行业，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属于“M74专业技术服务业”。经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海陆重工重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南集成股权系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及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日为2016年12月25日，公开日为2017年3月18日。江南集成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吴某文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何思模交易“海陆重工”情况
（一）何思模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吴某文关系密切
截至2018年7月2日，何思模任易事特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系易事特实际控制人。何思模与吴某文存在密切的商业关系：（1）2014年12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易事特持有江南集成10%的股权，何思模任江南集成董事。（2）江南集成与易事特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
（二）何思模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吴某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存在通讯联络
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139×××××098与吴某文使用的手机号码181×××××888、137×××××187在涉案期间有过8次通话联系，其中2016年12月26日，即内幕信息形成次日，吴某文与何思模有长达2分多钟的通话。
（三）何思模利用与张某共同控制的“张某”等5个账户交易“海陆重工”
何思模利用与妻子张某共同控制的“张某”等5个账户交易“海陆重工”，经交易所计算亏损1,768,440.55元，具体如下：
1.“张某”账户
“张某”普通证券账户于2013年12月25日开立，资金账户为26××××××55，股东代码为A44×××××59、01××××××57。该账户买入“海陆重工”的资金实际均来源于何思模、张某的家庭自有资金。
“张某”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海陆重工”均为手机委托，委托买入的号码均为139×××××098，系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共买入成交“海陆重工”532,900股，买入金额4,637,998元，占该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股票的最大值。前述股票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根据何思模的指令，通过手机号186×××××589（张某手机号码）全部卖出，获利共计301,584.84元。
2.“胡某珍”账户
“胡某珍”账户于2017年2月14日开立，资金账户为09××××××02，股东代码为A74×××××75、00×××××30。该账户买入“海陆重工”的资金实际属于何思模房产出售款。
“胡某珍”账户交易“海陆重工”使用手机委托，委托号码为139×××××098，系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共买入成交“海陆重工”387,300股，买入金额3,598,156元。前述股票在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亏损368,424.97元。
3.“陆某蓉”账户
“陆某蓉”账户于2016年11月16日开立，资金账户为58××××××××30，股东代码为A68×××××10、01××××××88。该账户买入“海陆重工”的资金为何思模、张某的家庭自有资金。
“陆某蓉”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海陆重工”使用手机委托，委托号码为139×××××098，系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账户共买入成交“海陆重工”602,800股，买入金额5,488,262元。前述股票大部分在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亏损512,960.69元。
4.“张某琴”账户
“张某琴”账户于2015年5月28日开立，资金账户为58××××××××72，股东代码为A16×××××13、01××××××86。该账户买入“海陆重工”的资金实际来源于何思模。
“张某琴”账户交易“海陆重工”使用手机委托，委托号码为139×××××098，系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账户共买入成交“海陆重工”464,400股，买入金额4,302,549元。前述股票大部分在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亏损534,660.55元。
5.“郑某”账户
“郑某”账户于2017年2月08日开立，资金账户为58××××××××68，股东代码为A73×××××66、01××××××43。该账户买入“海陆重工”的资金实际来源于何思模。
“郑某”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海陆重工”使用手机委托，委托号码为139×××××098，系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码。账户共买入成交“海陆重工”706,200股，买入金额6,524,955元。前述股票大部分在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亏损653,979.19元。
（三）何思模买卖“海陆重工”交易异常且没有合理解释
1. 资金转入及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以及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联络接触时点高度吻合。2016年12月25日，内幕信息形成。12月26日，吴某文与何思模有长达2分多钟的通话。12月30日，“张某”账户转入336万元，并于下1个交易日，即2017年1月3日，将前述款项几乎全部用于购买“海陆重工”，为内幕信息敏感期间“张某”账户交易“海陆重工”的最大买单。
2. 得知账户交易引起监管关注后更换账户继续大笔买入。2017年1月，何思模交易“海陆重工”均使用“张某”账户。2017年2月7日，张某微信收到何思模以图片形式发来的《广东东莞地区张某举等15个证券账户持有“海陆重工”股票的统计表》，并附言“你的本周卖掉”。前述统计表的内容为包含“张某”账户在内的海陆重工流通股股东100名的账户信息及持有“海陆重工”的情况。2月8日开始，“张某”账户陆续卖出“海陆重工”，同时，“陆某蓉”“张某琴”“郑某”“胡某珍”4个账户大笔买入“海陆重工”。经查，2017年2月8日至10日3天时间内，“陆某蓉”“张某琴”“郑某”账户集中买入“海陆重工”1,509,800股，占三账户敏感期总买入量的85.14％。
3. 新开立账户进行交易。前述4个接替“张某”账户交易“海陆重工”的账户中，“郑某”账户为2017年2月8日新开立，2月9日起账户资金全部买入“海陆重工”；“胡某珍”账户为2017年2月14日新开立，2月17日账户资金全部买入“海陆重工”；“陆某蓉”账户2016年11月16日开立后一直无交易，2017年2月8日，“陆某蓉”账户首次证券交易，将账户资金全部买入“海陆重工”。
4. 买入意愿坚决且账户持股单一。除“张某”账户外，“陆某蓉”“张某琴”“郑某”“胡某珍”4个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均将账户内资金全部用于购买“海陆重工”。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及提供的相关证据、通讯记录、海陆重工相关公告、相关证券账户交易记录、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所提供的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何思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行为。
何思模及其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内幕信息形成日认定不当。2016年12月相关中介机构开始对江南集成做摸底尽职调查，并未明确江南集成是自己IPO还是做并购。根据相关当事人，包括收购方、被收购方以及中介机构等的笔录，对重启收购的时间说法全部一致，即2017年2月21日，而非《事先告知书》中认定的2016年12月25日。其二，根据张某、何某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涉案证券账户由张某、何某控制使用。其三，当事人不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行为。张某、何某交易“海陆重工”存在正当理由，按照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认定的内幕信息形成日，交易行为不存在明显异常。综上，何思模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请求不予以行政处罚。
我会认为：1. 重启重组的时间应为2016年12月25日,理由如下：第一，尽职调查的开展通常意味着重组双方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就本案来说，在第一次重组失败、重组静默期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尽职调查的开展标志着重组的重启。第二，券商对江南集成做尽职调查的目的只能是并购，而非IPO。在海陆重工与江南集成第一次重组的尽职调查结束时，当时的中介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就明确表示江南集成短期内无法满足IPO条件，建议走重组的路线让公司上市。由于中泰证券是经朝希投资的刘某介绍，故该意见也应反馈给了朝希投资，加之朝希投资的刘某和惠某玉都有投行经历，二人凭借其职业经验也应当能判断江南集成短期不具备IPO的条件。此外，2016年5月，江南集成的吴某文告诉惠某玉其有重组的想法。故早在2016年5月，朝希投资的刘某、惠某玉，以及江南集成的吴某文就清楚江南集成客观上只能以重组方式上市。第三，自2016年5月至我会调查时止，朝希投资和惠某玉只给海陆重工推荐了江南集成一家标的公司，而海陆重工自己找的多家项目都不是很满意。在业绩压力以及重组静默期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海陆重工再去重新寻找新项目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加之2016年10月海陆重工子公司与江南集成的项目合作，江南集成给海陆重工的徐某生和潘某华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故海陆重工与江南集成重组意愿强烈。第四，2017年1月，惠某玉与潘某华、惠某玉与吴某文之间都有较频繁的通讯联系，且潘某华与吴某文之间也有两次短信联系。第五，江南集成董事袁某安在笔录中提出，2017年1月初，江南集成就开始慢慢酝酿再次重组的事宜。第六，2017年1月11日，申万宏源和国浩律所到江南集成进行尽职调查和合规梳理，2017年2月7日，江南集成董秘袁某安将券商发送的股东调查表等资料发给江南集成股东，2017年2月13日，朝希投资制作了《江南项目初步交易方案》，申万宏源制作了《江南集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整体进度及时间安排》。上述工作都标志着重组已进入到实质阶段。因此，当事人所说2017年2月21日方才有意向重启的说法不予采信。
2. 涉案账户由何思模、张某共同控制，“海陆重工”系由何思模交易。首先，涉案5个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海陆重工”的资金，均来源于何思模、张某家庭自有资金。其次，“张某”账户除交易涉案股票外，还交易了其他多只股票，存在用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139×××××098下单的情况；其余4个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均只交易了“海陆重工”一只股票，均为何思模使用的手机号下单。再次，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张某”账户的卖出是通过张某手机号186×××××589下单，由何思模决策。综合上述证据，上述5个涉案账户由何思模、张某共同控制，交易“海陆重工”的主体为何思模。
3.何思模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吴某文关系密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存在通讯联络，其利用与张某共同控制的“张某”等5个账户交易“海陆重工”，资金转入及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以及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联络接触时点高度吻合，得知账户交易引起监管关注后更换账户继续大笔买入，新开立账户进行交易，买入意愿坚决且账户持股单一，交易异常且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何思模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
综上，我会对何思模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何思模处以6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20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