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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药研发从创新1.0仿创，到创新2.0改创，再到创新3.0原创；从Me better到First-in-Class再到First-in-Concept，不止创新难度提升，也给创新维度、创新生态链、创新模式等提出诸多挑战，推动制药企业创新体系及组织形式升级换代。
百济研究院在此背景下应运而起。百济神州联合创始人、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王晓东院士最早提出在企业内部建立研究院的设想，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欧雷强先生（John V. Oyler）的高度认同。
探索工业界科研“新平衡”模式，是百济研究院的使命：研究院赋予科学家自由探索空间，不局限于公司内部现有管线，为研发注入奇思妙想，又着重强调研究立项关注临床需求，让创新“实用”起来。
作为一家全球生物科技公司，百济神州设立研究院本身也是一项创新举措，影响兼具内部性与外部性。百济神州副总裁、百济研究院院长严民宏博士希望，影响生命科学进步的种子能从百济神州孕育和发芽，希望其成为工业界研究院模式的新标杆，也成为工业界科学家职业的理想目标。
王晓东院士对百济研究院的发展寄予厚望。他在研究院揭牌仪式上表示：如果把百济神州比作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希望百济研究院能为他提供成长的养分，让百济神州成长为一家以科学为本，全球领先的、科技含量高的创新药企。
百济神州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博士也曾说：“作为科学家出身的我们，希望大家能一直秉承探索的心态，一起把百济研究院这个崭新的模式做出来。”
这一重任交给了严民宏。自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严民宏在基因泰克（Genentech）任职二十余年。他从基因泰克加入百济神州，便负责组建百济研究院。
严民宏的研究领域广泛，涉猎血管生物学、肿瘤免疫学和抗体治疗，曾领导的药物研发项目包括癌症、炎症和眼部疾病。他还是多项获批美国专利的发明人，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科学》《免疫》和《自然免疫学》等高影响力期刊上。
对于百济研究院，他这样描述：“作为‘思想后花园’，百济研究院会培育多样的创新种子，一旦观察到茁壮成长的苗子，就考虑把它移植到产品管线中继续开发。”
百济研究院经过前期一年多的准备，于2023年4月正式成立，目前近50位不同研究背景的科学家汇聚于此，开展的研究方向广泛而又有侧重点，包括人工智能用于小分子药物以及多肽药物的设计、筛选和优化，表观基因组学相关的抗药机制研究和新靶点发现，非蛋白分子靶点的研究，NK以及T细胞治疗体系的优化，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新型药物递送体系，类器官等前沿领域。
渐进式创新与跨越式创新有机结合
王晓东院士曾表示，创新需要思想种子，也需要合适的土壤，百济研究院的成立是组织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顺其自然的结果，一方面是贯彻以科学为本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可以为百济神州持续注入创新活力并保持创新层面的竞争优势。
百济研究院揭牌仪式（左右滑动）
百济神州的研发规模和能力为更大胆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院之于百济神州的价值，严民宏用了“反哺”这个词：研究院立项拥有较高的自由度，与管线项目相比，对项目风险以及进度的评估也有不同的考量，其研究成果最终也将反哺管线。
结合百济神州现阶段发展特点，百济研究院确立了自己的项目特色：力求解决临床疾病治疗需求，并统筹考虑渐进式创新与跨越式创新有机结合。
严民宏认为跨越式创新依然要脚踏实地：“跨越式创新的出现经常似乎是偶然的，渐进式创新中有时也会蕴藏跨越式创新机会。比如，绝大多数的药物都针对蛋白分子开发，如果将上游的RNA、DNA拓展为药物靶点，就有可能产生许多创新的可能性。”
寻找和建立与管线研发部门的合作，是推动百济研究院起步和发展的近期目标之一，旨在共同为研发中遇到的问题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法，提高管线项目进程的质量和速度。
比如，在T细胞治疗上，研究院与细胞治疗研发部门合作，共同探索新技术应用于管线细胞产品工艺上，并且还为下一代产品不断尝试更多的优化策略。另外，百济研究院与其它研发部门的合作拓展到更广的领域，其中包括靶向蛋白降解、靶向药物抗药机制、组织特异性mRNA药物递送等。
根据王晓东院士对于研究院长远定位的思考，严民宏带领百济研究院树立了更具挑战性的中、长期目标。
中期目标关注业界初露苗头的新发现以及新兴技术并有选择地开展研究；长期目标则是在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开发方面寻求原创性突破，并思考将其向新药研发转化。严民宏表示，中、长期目标旨在为百济神州在First-in-Class甚至First-in-Concept产品开发方面建立持续性和竞争性的优势。
“Best-in-Class项目立项评估往往需要更多参考外部数据，但First-in-Class，尤其是First-in-Concept项目面对的情况是外部数据有限，内部数据必然将在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研究院开展的一些项目就具有First-in-Concept的可能性，通过这类项目的推进，我们希望可以逐渐形成和完善高度创新项目的转化交接流程。”严民宏说。
撬动百济神州优势资源
百济研究院的成立是顺势而为，它的实际运营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与百济神州的资源紧密连接。严民宏和他的团队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研究院的运营模式，让其与公司已有资源及优势更加匹配，相得益彰。
近年来，百济神州在传统的小分子及抗体研发平台以外，还建立了大量其他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包括嵌合式降解激活化合物（CDAC）、抗体偶联药物（ADC）、mRNA技术平台等。百济研究院的一个策略就是借力公司现有技术平台和资源，拓展项目的深度和广度，寻求和把握“一个杠杆撬起地球”和“小团队完成大项目”的机会。
根据严民宏介绍，百济研究院的许多项目都得到了其它研发部门的大力支持，让研究院更有勇气和信心尝试新的更大胆的想法。
此外，研究院在人才招聘上也借力而为，尤其在初期，凭借百济神州在业界的声望吸引顶尖人才。
百济研究院提倡内部充分发挥合作精神，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吸纳的科学家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各不相同。研究院鼓励具有不同背景和专长的科学家通力合作，使人才在发挥作用时做乘法，让研究的创新度和效率成倍数放大。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望得更远。严民宏感受到公司各部门都在为百济研究院发展助力，他也坚信百济研究院既要赋予科学家自由探索空间，又要让研究项目与公司优势互相形成合力，这样才能实现锦上添花。
工业界需要怎样的研究院？
百济神州对百济研究院模式的探索仍在继续。严民宏和团队有更远大的构想，他期待百济研究院在外部效应上能像学术界由王晓东院士二十多年前组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那样成为工业界创新运行模式的一个示范。
工业界的研究院在跨国制药巨头（MNC）中已存在较长时间，但MNC研究院模式投入资源巨大，结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在严民宏看来，当下行业追求研发效率，一般企业很难照搬MNC模式，因此工业界研究院的模式也需要创新。
严民宏表示：首先，以更开放的视角判断研究价值，接受立项中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则上，百济研究院不限制科学家的想法，不会硬性规定个体的研究方向，鼓励团队成员大胆提出奇思妙想，同时欢迎其他成员对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引导。
但同时，百济研究院强调理解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重要性。研究的模式和途径可以“放飞”，但是研究不会定位于寻求有趣的“故事”。百济研究院的工作独立于管线，但不脱离管线，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明确的：成果贴近临床需求，向治疗产品转化。
“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来调节项目平衡——严民宏对这样的模式总结道。他认为在这一理念下，研究院的立项因每个科学家的兴趣点和思维方式不同，自然能够形成丰富多彩的项目类型。
百济研究院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已让严民宏感受到这里的研发潜力。合作让一些新的思想火花迸发，一些原本“不敢想”的想法被提出。如百济研究院的科学家通过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ADD）及人工智能药物发现（AIDD）尝试一些原本无法完成或高难度的药物设计和发现，包括小分子和多肽药物，并且产生了多个研发合作项目。
有些研究合作让拥有20多年研发经验的严民宏印象深刻。有位百济研究院的科学家曾有DNA Origami研究工作经历，这种较少为人知悉的技术可以精准控制DNA折叠。在百济研究院内部讨论后，另一位科学家很快产生了对这一技术新的应用想法，灵感就这样在碰撞中产生。
虽然百济研究院成立时间不长，许多项目的进展已让团队更加自信。当下的研究立项更多关注于需不需要做，而不用过多担心能不能做。
纵观国内外，不少创新药研发公司，都在着手建立研究院，从而带动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源泉。而其中包括由王晓东院士倡导建立的百济研究院在内的探索，有望将在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方向，将工业界科研模式发展起来，未来它们的作用值得行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