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克拉恋人》中的那位“霸道总裁”的扮演者沈东军吗？他的另一身份是“沪市珠宝第一股”莱绅通灵（603900.SH）曾经的实控人，也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2022年1月11日，莱绅通灵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2022年1月10日收到沈东军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沈东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沈东军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
作为担当22年莱绅通灵的“掌门人”，沈东军将一家小企业，逐步做成江苏市场的第一珠宝品牌，更是在2016年11月，顶着“沪市珠宝IPO第一股”的光环，以“通灵珠宝”为名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市值一度超过50亿元。2017年，沈东军将比利时百年珠宝品牌Leysen收购，并把公司从原来的“通灵珠宝”改为“Leysen莱绅通灵”，赋予了品牌“欧洲百年王室珠宝”的品牌理念，业界甚至赋予了沈东军“钻石之王”的称号。
而对于这次“意外”出局，《商学院》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沈东军本人，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专访，据他讲述：这是一场假借离婚的股权争夺战！
一切要从“离婚案”说起
沈东军的创业，离不开妻子马峭的支持，但他们没能携手继续走下去，2019年，马峭向法院提请离婚，也由此拉开了此案的序幕。
2021年7月，南京法院对马峭、沈东军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准予原告马峭与被告沈东军离婚，被告沈东军持有的莱绅通灵31.16%的公司股权，由原告马峭、被告沈东军各分得 15.58%。对此，沈东军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1月26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且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对于这样的结果，2021年12月4日，沈东军在其个人微博中称，对于南京法院的二审改判深感失望，他表示，“2006年，彭宇案让南京法院名声大噪，今天南京法院对我这个案件的判决，也将开启对如此判决上市公司控制人股权是否恰当的讨论。”
在经过离婚财产分割后，沈东军持有的莱绅通灵31.16%的公司股权、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7.3002%的股权均被妻子马峭分走一半。不仅如此，马峭与其兄嫂马峻夫妇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了莱绅通灵48.45%的股份，从此，马家兄妹便成了莱绅通灵的实际控制人。
但是，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30%或者30%以下，并自减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
为了避免触发要约收购，马家兄妹决定将股权减持到30%以下。
马峻兄妹的操作是，将其持有的传世美璟股份转让给了前董事会成员庄瓯；另外，根据12月31日公告，马峭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15.58%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王丽丽和其控制的南京克复荣光企业咨询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克复荣光”）。一来二去之后，马家兄妹顺利将股份减持到了30.69%。
沈东军称，接手传世美璟股权的庄瓯，2006年至2018年任莱绅通灵商品创新中心负责人，第一至三届监事会主席，与马骏的关系密切。天眼查显示，接手莱绅通灵股份的克复荣光，公司成立于2021年12月20日，截至交易公告日成立仅10天，其股东之一的南京市复光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仅有200万元，如何能收购莱绅通灵如此大额股份？
而在马氏家族忙着减持股份的时候，沈东军推举了持股董事姜杰为新任总裁的人选。姜杰控制的香港欧陆之星是持有莱绅通灵3.63%股份的股东，还曾担任另一大股东卢森堡欧陆之星上海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多家关联公司与莱绅通灵均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
对此，马峻对由姜杰出任总裁议案投出反对票，并指出，姜杰先后在公司多家重要供应商中持股或担任重要职位，若其担任公司总裁，势必导致公司关联交易增加，加大利益倾斜的风险，怀疑沈东军和姜杰的真实目的是“利用交易等行为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民利益”。
另一边，新任实控人马峻开始着手改选董事会。要求罢免董事陈传明，独立董事周小虎、胡晓明、黄德春，同时补选庄瓯为董事，黄国雄、钱智、陈益平为独立董事。
2022年1月10日下午，南京莱绅通灵集团总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沈东军正式辞任公司董事长及相关职务，由沈东军推举的姜杰也在沈东军辞任后，闪辞了公司总裁职位，而马峻全票当选为莱绅通灵新一任董事长，庄瓯出任总裁职务。
回顾沈东军从1999年担任莱绅通灵（前通灵珠宝）总裁至今，已有22年时间，他也是莱绅通灵的“灵魂人物”之一，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莱绅通灵，外界看来是“家族内斗”出局的结果。但于沈东军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
他对《商学院》记者坦言，“莱绅通灵就像他一手带大的孩子，如今莱绅通灵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归沈东军了，他的期许又是什么？”
“收到判决书那一刻，我异常平静”
我对于法院这种判罚方式是感到遗憾的。对于越来越多因为离婚纠纷而进行的股权分割案，我认为这确实是个新挑战，或者说将这个问题推到了所有人面前。
《商学院》：法院一审判决你与马峭女士离婚，此前你持有莱绅通灵31.16%的股权，离婚后你们双方各分得15.58%的股权，如何看待这一判决结果？
沈东军：这起离婚案解脱了我，让我从董事长的责任中解脱了出来。大家通常用围城来形容婚姻，企业又何尝不是？有人愿意进去就让他进去，让他在实际经营中，感受自己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说实话，如果当时把莱绅通灵判给了我，我也不确定是否还愿意继续干下去，世俗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虽好，但生活其实丰富多彩，我不应该只在一个领域里有过多的投入。
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我的心情异常平静：假如把股权判给了我，我就等于被判了个“无期徒刑”。所有人可能会说，你看，法院、公众都支持你，如你沈东军所愿，必须做下去，做好，一辈子就被“套住了”，我不会特别高兴；股权没判给我，我面子上没光，情感上面我会很痛苦，这就像自己亲手抚养了个孩子，最后被别人抢走了。
《商学院》：据了解，后续你曾提出上诉，要求法院进行二审，但是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为什么提出上诉？对离婚判决过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沈东军：实际上，我对法院的判罚过程是非常不满意的。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企业和家庭始终交织在一起，法院判罚过于粗暴，甚至带有很大的偏向性。由于这起离婚案比较特殊，我曾提议，增加一位有“公司法”和企业经营背景的法官参与到整个案件的审理中，且公司的工会、工商联、股东等都建议是以股权分割还是折价赔偿的方式判决，但是法院毅然选择了股权分割，我对于法院这种粗暴的判罚方式是感到遗憾的。对于越来越多因为离婚纠纷而进行的股权分割案，我认为这确实是个新挑战，或者说将这个问题推到了所有人面前。
《商学院》：为避免出现要约收购的情况，你前妻之兄，也是莱绅通灵的大股东之一马峻对自己所持股份进行了减持，但是接手大额股份的，是一家成立了仅十天的企业——南京克荣复光，这家企业你之前有过了解吗？
沈东军：法院判决是将我的股权一半分给马峭，我一直陈情，公司控制人的变更会对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司职工、债权人、合司合作方等相关利益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一直提出对马峭折价补偿的方案。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为此对方不得不在得到股份之后将其卖掉。这就好比两个人在公司拼命抢一张桌子，后来发现公司有制度规定，不能拥有这张桌子，岂不可笑吗？
至于“克荣复光”，我没听说过这家公司。按道理，收购需要派出一位董事出来，但他们也没有，我觉得这事也比较蹊跷。包括该公司的实控人王丽丽，我也完全不认识。
《商学院》：你曾推举过姜杰先生来担任总裁职位，但马峻方认为姜杰与莱绅通灵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的行为，姜杰上任仅一个月就闪辞了，你怎么看？
沈东军：选择姜杰担任总裁，完全是出于对企业过渡时期的考虑。
具体来讲，我在接到判决书第二天就开了个会，表明了我将很快离开公司。为了让公司平稳过渡，提议成立一个移交小组。当天晚上，姜杰找到了我，表示自己作为一个重要股东，十多年前就投资进来了，能否由自己做这个CEO？我当时主要考虑了两点：第一，姜杰或许可以让这个过渡期不那么激烈；第二，过去我做CEO的时候，他经常对我有不满或者指责，我抱着一些私心，想让他也来尝尝CEO的滋味！
我选择姜杰，是希望公司能稳定不要出现真空，毕竟他了解我们公司，了解整个行业。由他出任CEO，总体利大于弊。至于姜杰是怎么想的，我并不完全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做了很大牺牲。
至于关联交易，这件事情并不存在。我在上任之后推了一个比价系统，所有采购必须要进行比价，不存在买高或买低的行为。
“莱绅通灵就像我的孩子”
我始终把莱绅通灵当成是我的孩子，判之前我要据理力争。但是，判决书出来，我知道当有一天我不能再养这个孩子，要让别人去养他的时候，我更多是祝福这个孩子和帮助这个孩子成长。
《商学院》：从未来经营角度出发，莱绅通灵作为你一手培育起来的品牌，你放心交给别人吗？在正式离职之前，你为莱绅通灵做了哪些事？
沈东军：我始终把莱绅通灵当成是我的孩子，判之前我要据理力争。但是，判决书出来，我知道当有一天我不能再养这个孩子，要让别人去养他的时候，我更多是祝福这个孩子和帮助这个孩子成长。
两年前我接到离婚诉讼书时，就意识到，这是假借离婚的一场股权争夺战，离婚不过是个幌子，索取股权才是背后真正目的。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我确实做了一些交接工作。首先，我开了一系列课程，叫“东塾堂”，主要给中高管以及优秀的基层管理人员培训。借此，我想把我的经营哲学、做人的道理、管理上面的底层逻辑都传授出去，一共开了六期，效果很好。就好比一位老人在临死之前，会将自己的本领传授给下一代。
当他们学会了这些本领，即便未来离开了通灵，也可以找到更好的企业，有更好的收获。另外，为了让没来的员工也能学到，我还赶紧写了一本书——《成就员工》，已经正式出版。
《商学院》：离开莱绅通灵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还会参与到莱绅通灵的经营决策吗？
沈东军：我不太会参与更多的决策，所有决策我都会支持。每个人对企业有独特的思考，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不会给别人造成妨碍。此次马峻当董事长，我投出了赞成票，包括他们提出由庄瓯做CEO，我也是赞同，未来的经营我不会参与，也不会去七嘴八舌。
于公，我作为一个股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收益；于私，我希望公司越来越好，我不会妨碍它的发展。于公于私，我都希望莱绅通灵更好。
事实上，我最大的担心是员工的尴尬，我与对方的斗争是公开化的，我在的时候，不管员工是真心还是侥幸，至少在面子上还是帮我的，现在公司的高管“易主”，他们要执行新管理层的意思，我要体谅他们的感受，争斗过程中，员工是无辜的。
《商学院》：有外界传言，现任董事长马峻久居澳大利亚，此前并未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其经营管理能力似乎不如你？请你评价一下现在接手莱绅通灵团队的能力。
沈东军：我对于莱绅通灵的贡献在于：其一、当初在创业的时候，全中国像莱绅通灵这样的珠宝企业至少有上万家，但是我们是第一个在上交所成功上市的企业；其二，我作为一个实际经营者，我在管理市场和品牌的时候，除了采购、财务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负责。我认为，能够陪伴莱绅通灵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至于别人能不能做，我觉得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商学院》：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看，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你离职后，公司员工如何评价此次事件？
沈东军：在整个离婚过程中，员工夹在中间很尴尬，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处境。
所以，我跟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保持距离，我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第一，如果我有更多的接触，实际上会让他们难办。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反而让他们在当下做选择的时候非常为难；第二，我不希望给对方留下一个反对党的印象。我尤其担心一个问题，大家会议论员工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莱绅通灵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新的管理团队，他们是出于需要，去用或不用、重用还是不重用现有员工，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当我拥有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品牌是我的产品、这个公司是我的产品、我的员工也是我的产品。这原本在某种程度都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好的发展。
《商学院》：从你创业的时候，与莱绅通灵类似的企业就有上万家。这几年资本纷纷进入，你认为珠宝、钻石行业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此次事件对莱绅通灵的发展造成了哪些影响？
沈东军：实际上，我的离婚案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公司的发展，我们失去了非常好的机会。
在通灵上市之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要合规，在管理方面有一点松。上市之后我开始回归，例如：把莱绅品牌吸引到中国来，从2017年开始，我就开始做宣传，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打造自己的IP ，实际上也是为新零售做准备。
此时，离婚事件突然出现了，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当然也包括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但是，整个莱绅通灵的基础还是在的，特别是高管团队非常优秀，即便在动荡的时间，也没有优秀的员工离开，这也跟我们当初制定的战略和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莱绅通灵未来还是充满了挑战。
“当所有人不记得你的名字才是真正的死亡！”
我的人虽然离开了，但我的基因已经播撒到每一位员工身上了，员工始终充当着我与品牌之间的纽带。
《商学院》：如何看待莱绅通灵品牌与你个人之间存在的联系？
沈东军：这就好比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死亡。当所有人都不记得你的名字那才是真正的死亡。孔子的肉身在2300年前就死了，柏拉图的肉身2500年前就死了，但是他们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莱绅通灵也是这样，他就像我的孩子，虽然不属于我了，但我的基因还在，我这个人基因非常强大。
首先，莱绅通灵这个品牌是我创造出来的，通灵这个名字是我取的，莱绅也是我取的，把比利时王室珠宝引进到中国，也是我做的。我们所有的畅销款、最重要的几款首饰都是我设计的，甚至未来可能仍然是莱绅通灵的主打款，我与消费者的联系没有断；其次，从企业内部来讲，我的思想、我的经营理念已经烙印在员工身上，员工始终充当着我与品牌的纽带。虽然我不再是董事长，但是我的基因还在。我认为，只有当所有人都不记得你的名字了，那才是真正的死亡。
最后，虽然我辞任了，但我依旧不是一个小股东。我依旧对莱绅通灵未来的发展抱有很大的期待，跟我个人也还是息息相关的。
《商学院》：从离婚到股权转让，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你总结出了什么经验教训？
沈东军：首先，从整件事情中，我自己也有反求诸己，我没有处理好一些关系，包括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包括和我太太的关系，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在里面，但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
其次，我觉得人性是复杂的，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面。我始终提醒着自己，我既是当事人也是旁观者。我也在关注，在整个过程中法官的表现、法院的态度、员工的态度、对方的态度和过去被我赶走的一批员工的态度，让我对人性又有了一些更本质的了解。
最后，我也感觉到，法律的某些方面也亟待完善。随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随着婚姻纠纷案数量不断增多，我觉得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