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9月末， 贵阳银行 资产总额达7,4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5.80%；贷款总额3,457.41亿元，增长1.95%；存款总额4,350.27亿元，增长3.77%。其中，储蓄存款余额2,343.06亿元，较年初增加197.65亿元，增幅9.21%，占存款总额比重升至53.86%。从表面数据看， 贵阳银行 仍稳居贵州省第一 大法 人金融机构，零售转型初见成效，资本充足率(15.05%)、拨备覆盖率(239.59%)等核心监管指标亦维持在合规区间。
通过横向对比 贵阳银行 近三年经营轨迹，发现其“稳健”背后实则隐藏着盈利持续承压、资产质量隐忧加剧、战略执行偏差以及不良资产证券化(ABS)机制效能不足等深层次问题。
回溯历史数据可见， 贵阳银行 的经营态势早已显露疲态。2022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56.43亿元，净利润62.46亿元，净息差为2.27%；2023年营收降至150.96亿元，净利润56.34亿元，净息差收窄至2.11%；2024年进一步下滑至营收149.31亿元、净利润53.14亿元，净息差大幅压缩至1.75%。进入2025年，颓势未止——前三季度营收仅94.35亿元，同比下降13.73%；归母净利润39.15亿元，虽同比降幅收窄至1.39%，但年化总资产收益率仅为0.7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8.35%，均处于历史低位。这一连串下滑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
贵阳银行 对政府类及房地产相关项目的信贷依赖过重，形成显著的业务集中风险。截至2024年末，其前五大贷款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合计占比达55.21%；至2025年6月末，该比例进一步升至56.1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以来，在整体信贷增速放缓背景下，该行反而加大了对“白名单”房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的投放，导致房地产业贷款占比上升。尽管官方称不良率有所下降(2024年末房地产不良率为1.05%)，但关注类贷款占比高达4.71%(母公司口径)，至2025年6月末稍减至4.07%(监管报表口径)，但不良率反弹至1.75%。这表明风险并未实质性化解，而是在展期、债务置换等政策工具下被暂时延后。截至2024年末，展期贷款余额高达128.41亿元，其中22.35亿元已划入关注类，4.31亿元计入不良，构成潜在下迁压力源。
贵阳银行 的盈利模式高度依赖利差收入，但在利率市场化与资产荒双重挤压下，缺乏有效的非息收入替代路径。2024年利息收入266.97亿元中，贷款和投资利息分别占62.37%和26.96%，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虽有小幅回升，但主要来自理财与代理业务，缺乏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负债端成本刚性凸显——定期存款占比升至64.91%，付息率难以下降，导致净息差从2022年的2.27%一路滑落至2025年上半年的1.53%，严重侵蚀利润空间。即便在债券市场行情较好的2024年，投资收益短暂回升，也未能扭转整体盈利下行趋势。
更为关键的是， 贵阳银行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过度依赖传统手段，其不良资产证券化(ABS)业务不仅规模微小，且基础资产质量堪忧，难以形成有效风险出清机制。自2020年获得不良ABS试点资格以来， 贵阳银行 累计发行多期“爽誉”系列产品，但单期规模普遍不足1亿元。例如，2020年首期发行0.85亿元，2022年两期合计仅1.30亿元，2023年仅0.32亿元，2024年0.54亿元。2025年虽推出“爽誉2025年第一期”，但根据发行说明书披露，其基础资产仍高度集中于贵州本地个人经营性不良贷款，借款人地域集中度超97%，抵押物以商用房为主，普遍存在评估价值虚高、未办理正式抵押登记、租赁关系复杂等问题，回收不确定性极高。
近期披露的《爽誉2025年第二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说明书》进一步印证了上述问题。该期产品继续沿用与前期高度相似的资产池结构：入池资产全部为 贵阳银行 持有的个人生产经营类不良贷款，地域集中于贵州省(占比97.6%)，抵押物类型单一，主要为商业用房及部分住宅，且大量抵押登记存在瑕疵或未完成变更手续。此外，基础资产逾期时间普遍较长，部分贷款已逾三年，清收难度极大。值得注意的是，该期ABS优先档虽面向市场发售，但次级档仍由 贵阳银行 全额自持，实质上未实现真实风险转移，仅通过会计处理优化报表指标。这种“自我消化”式的证券化模式，既无法吸引外部投资者参与，也难以提升资产处置效率，反而可能掩盖真实的信用风险暴露。
这种“小而弱”的ABS模式暴露出三大深层缺陷：一是资产筛选标准宽松，未能真正剥离高风险底层资产；二是缺乏跨区域分散能力，风险仍高度绑定本地经济；三是市场认可度低，次级档几乎全部由银行自持，未实现真实出表，仅是会计腾挪。相比之下，国有大行或优质股份制银行的不良ABS通常具备跨省资产池、标准化现金流测算、第三方评级支持及市场化投资者参与等特征，而 贵阳银行 的实践更像是一种“内部循环式”风险缓释，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资产质量。
此外， 贵阳银行 在战略执行上存在明显错位。一方面高调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强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但实际投放仍以政府平台、房地产、传统基建为主。截至2025年9月末，科技贷款254.09亿元、绿色贷款343.69亿元，看似可观，但与其3,457亿元总贷款相比，占比分别仅为7.35%和9.94%，远未成为增长支柱。另一方面，零售业务虽储蓄存款增长亮眼，但个贷结构失衡——个人经营性贷款持续萎缩，2024年末余额166.72亿元，同比下降9.26%，直至2025年上半年才“止跌回升”，反映出对小微客群的真实服务能力不足，更多依赖按揭与消费贷拉动规模。
更值得警惕的是， 贵阳银行 的市场地位正在悄然滑坡。尽管其网点覆盖贵州全省88个县区，并在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号称“多层次、立体化”服务网络，但实际市场份额已现颓势。截至2024年末，其在贵阳地区存款市占率11.65%(排名第2)，贷款市占率仅6.85%(排名第7)；至2025年6月末，存款市占率微升至11.75%(升至第1)，但贷款市占率反降至6.76%，排名未变。这说明其在核心资产业务上正被国有大行下沉及本地农商行挤压，所谓“区域龙头”光环正在褪色。
贵阳银行 当前的“稳健”更多是依靠资本缓冲、政策托底与会计处理维持的表象稳定。其真正的挑战在于：盈利引擎熄火、资产结构僵化、风险出清机制失效。尤其在不良资产ABS领域，非但未能成为化解风险的利器，反而因其设计粗糙、资产质量低下、市场接受度弱而沦为 形式主义 的合规工具。“爽誉2025年第二期”的推出，并未带来模式创新或资产质量提升，反而再次暴露其风险处置能力的局限性。
贵阳银行 亟须从根本上调整信贷投向、提升定价能力、构建真正市场化的不良处置通道，仅靠扩大储蓄存款规模或小幅优化拨备水平，难以支撑其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