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是普通上市公司。银行经营高杠杆、高关联、高信用风险业务，授信、关联交易、不良处置、薪酬激励、资本补充、分红安排，每一项都不是单纯的财务问题，而是风险治理问题。当监事会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真正关心的不是“少了一个机构”，而是监督权是否仍然有效：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是否有足够能力承接监督责任？董事会内部的制衡会更强，还是更弱？
2026年6月8日下午，浙商银行在杭州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从议案清单看，这是一场常规年度会议：审议年报、利润分配、财务预算、关联交易报告，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但放到几天前的治理变动中，这场股东大会并不普通。
6月4日，浙商银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获金融监管总局核准，正式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相关职权。监事会退场与薪酬办法上桌，发生在同一场股东会上。而该行2025年末资产总额已达3.48万亿元，但营收同比下降7.59%，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4.85%。
规模仍在扩张，盈利开始下滑，治理结构正在重塑。浙商银行这场股东大会，真正考验的是上市银行在新公司治理框架下，如何向股东解释“权力、责任和回报”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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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退场，监督权换轨
浙商银行不再设置监事会，并非孤例，但时间点恰好踩在年度股东大会之前。
根据公告，2026年6月4日，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了浙商银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该日起，浙商银行正式取消监事会，原由监事会承担的职权移交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这一调整与新《公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的变化相衔接。
过去，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监事会独立于董事会和经营层，承担对董事、高管履职行为及财务活动的监督职能。如今，部分上市银行选择不再设立监事会，将监督职能内嵌于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
监督权并未消失，而是从一个独立机构转移到了董事会内部。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银行不是普通上市公司。银行经营高杠杆、高关联、高信用风险业务，授信、关联交易、不良处置、薪酬激励、资本补充、分红安排，每一项都不是单纯的财务问题，而是风险治理问题。当监事会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真正关心的不是“少了一个机构”，而是监督权是否仍然有效：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是否有足够能力承接监督责任？董事会内部的制衡会更强，还是更弱？
对浙商银行来说，不再设置监事会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审计委员会能否真正成为风险、财务、内控和关联交易监督的有效入口，而不是仅仅完成制度上的承接。这场股东大会，正是新治理框架下的第一次公开检验。
02
规模增长与盈利承压的反差
浙商银行2025年的财报，为这场股东大会提供了另一组需要回答的反差。
资产规模仍在扩张。2025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3.48万亿元，同比增长4.68%；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1.92万亿元，同比增长3.53%；吸收存款余额2.04万亿元，同比增长6.30%。资产负债表继续做大。
但利润表已经亮起黄灯。2025年，浙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625.14亿元，同比下降7.59%；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129.31亿元，同比下降14.85%；基本每股收益0.44元，低于2024年的0.52元。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净息差。会议资料显示，2025年浙商银行净利息收益率为1.60%，较2024年的1.71%下降0.11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2024年的8.49%降至2025年的6.80%。
这组数据的含义很清楚：资产规模扩张并没有同步转化为利润增长。这也是当前中小股份行、城商行普遍面临的问题。低利率环境下，净息差持续收窄，非息收入波动，资产质量承压，叠加让利实体的政策要求，银行利润空间被多面挤压。
过去，银行可以靠规模增长稀释问题，现在越来越难。真正的考题变成：当资产继续扩张、利润开始下滑时，管理层激励、股东回报和风险拨备之间，应该如何重新分配？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显示，浙商银行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1.31元，合计派息约35.98亿元，分红比例约为30.06%。这个比例本身不算低，但放在净利润下降近15%的背景下，维持30%的分红率需要平衡多重目标：稳住投资者回报预期，不过度消耗资本，同时为未来增长留出空间。
今年银行股东大会季，分红和薪酬议案已多次出现分歧。上证报近期报道称，多家上市银行在议案审议环节出现不同程度争议，利润分配和薪酬安排成为股东关注焦点。这说明中小股东对银行治理的关注已经不再停留在“年报通过”层面。在净息差收窄、利润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投资者会更敏感地追问：钱从哪里来，分给谁，留多少，未来靠什么增长。
03
薪酬与分红背后的治理考题
浙商银行此次股东大会将审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单看议案名称，它像是常规治理文件，但在当前环境下，薪酬议案很难再被视为纯程序事项。
银行高管薪酬至少需要回答三组关系。第一，薪酬与盈利表现的关系。2025年浙商银行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双降，ROE下降，净息差继续承压。此时，薪酬机制如何体现业绩约束，必须有清晰解释。第二，薪酬与风险责任的关系。银行利润可能来自当期规模扩张，但风险会在未来暴露。如果高管激励只看短期指标，忽视资产质量、合规风险和长期资本回报，就容易形成激励错配。第三，薪酬与股东回报的关系。当分红、利润和股价表现同时受到关注时，高管薪酬就不再只是内部人事制度，而是公司治理透明度的一部分。
这也是近期银行股东大会薪酬议案更容易引发讨论的原因。投资者不是天然反对高薪，而是要求高薪背后有相匹配的业绩、风险和责任闭环。尤其在监事会退出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机制、独立董事履职质量，都将承接更高的市场期待。
浙商银行这次治理变化的行业意义，不只属于浙商银行本身。随着更多上市银行取消监事会，银行公司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由监事会承担的监督职能，逐步内嵌进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体系。这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效率的一面是，监督、审计、内控和风险管理可以更直接地进入董事会议事体系，减少机构重叠和程序摩擦。风险的一面是，如果董事会独立性不足、审计委员会专业性不强、独立董事履职不充分，监督权就可能从“外部制衡”变成“内部自证”。
这就是无监事会时代的核心考题：治理结构可以简化，但监督强度不能下降。对银行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银行的公司治理不是写在章程里的纸面安排，而是体现在关联交易是否透明、薪酬激励是否审慎、风险暴露是否及时、分红政策是否平衡、董事会是否真正代表全体股东利益。
浙商银行这场股东大会，表面上审的是年报、分红和薪酬办法，实质上审的是一家3.48万亿元资产银行在新治理框架下的权力边界。
监事会退出，不代表监督可以退场；薪酬办法上桌，不代表激励可以只谈市场化；分红比例达到30.06%，也不代表股东回报问题已经回答完毕。银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更敏感的阶段：规模仍要增长，利润却更难增长；监管要求更严，股东要求也更具体；治理结构可以调整，但责任链条必须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