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作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具有区域特色和政策支持优势的代表，近年来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深化的金融改革以及行业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展现出一定的经营韧性。
从2024年全年及2025年前三季度披露的数据来看，浙商银行“稳中有进”的局面更多依赖于非经常性收益和阶段性拨备策略，其核心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健康度以及流动性安全边际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2024年，浙商银行实现净利润小幅增长，这一结果并非源于传统信贷业务的强劲支撑，而是主要受益于投资收益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该行全年非利息净收入达224.9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9.05%，占营业收入比重升至33.25%。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其对债券市场的精准操作——在利率下行窗口期大幅增持交易性金融资产，从而获得可观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然而，这种盈利模式高度依赖资本市场波动，缺乏稳定性。
进入2025年，市场环境变化迅速削弱了这一优势：前三季度非利息净收入144.93亿元，同比减少24.11亿元，同比骤降14.26%，充分暴露了其非息收入结构的脆弱性。相比之下，传统利息收入持续承压。2024年，受LPR多次下调及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压降政策影响，浙商银行平均盈利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0.44个百分点至3.86%，而付息负债成本仅下降0.15个百分点至2.23%，导致净息差进一步收窄，全年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4.99%至451.57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息收益率进一步下滑至1.67%，同比再降0.13个百分点，利息净收入减少11.49亿元。
这清晰表明，在利率市场化深化与“金融让利”政策持续的背景下，浙商银行尚未建立起有效对冲息差收窄的长效机制，其核心盈利引擎正在失速。
尽管账面利润看似稳定，但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远比不良率指标所显示的更为严峻。截至2024年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6%，较上年略有下降，表面呈现改善趋势。但同期逾期贷款余额却大幅增加57.25亿元，达到335.11亿元，其中逾期90天以内的贷款激增41.28亿元，反映出大量贷款正处于违约边缘，未来不良生成压力显著上升。关注类贷款占比同步攀升，进一步印证了信用风险的积聚。
进入2025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继续增至256.61亿元，而拨备覆盖率则大幅下降19.11个百分点至159.56%，逼近监管警戒线。拨备缓冲能力的削弱意味着，一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或特定行业风险集中暴露，银行将缺乏足够的财务空间吸收损失，利润将直接受到冲击。从风险分布来看，截至 2024 年末，公司类不良贷款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四者合计占比高达83.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相关敞口（包括开发贷、建筑业贷款及个人按揭）合计占贷款总额的23.22%，而房地产业不良率已达1.55%。在房地产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周期的当下，这一集中度构成了重大的“灰犀牛”风险。地域上，53.62%的贷款集中于长三角地区，虽受益于区域经济活力，但也意味着若局部出现产业转型阵痛或财政压力，可能引发区域性风险共振。
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浙商银行的经营脆弱性。2024年，尽管个人存款实现较快增长，但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定期存款占个人存款比重高达73.54%，导致负债端成本刚性增强、稳定性下降。与此同时，对公存款增长乏力，迫使银行更多依赖同业融资。截至2024年末，同业融资占总负债比例达26.83%，且呈上升态势。更严重的是期限错配问题：77.75%的负债在一年内到期，而同期限内到期的资产仅占52.36%。这意味着银行需持续滚动短期负债以匹配长期资产，对市场流动性和同业信心高度敏感。一旦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或市场情绪波动，极易引发流动性紧张。
此外，投资组合中虽以政府债、同业存单等高流动性资产为主（占比60.16%），但仍有近15%投向债权融资计划、ABS等非标或弱流动性资产。截至2024年末，已有526.38亿元投资资产发生信用减值，尽管目前未出现大规模违约，但在信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此类资产的估值波动和潜在违约风险不容低估。
资本充足状况亦不容乐观。尽管2024年通过发行100亿元二级资本债将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2.61%，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8.38%，距离10%的监管合意水平（含储备资本）仍有明显差距。2025年三季度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微升至8.40%，但资本充足率反而回落至12.15%，反映出风险加权资产扩张速度已超过资本积累速度。在净利润增速放缓甚至转负（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9.59%）的背景下，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显著受限。未来若无法有效提升资本回报率或拓展外部融资渠道，资本约束将成为制约业务发展的硬瓶颈。
当然，浙商银行并非毫无优势。其背靠浙江省政府的独特身份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浙江省财政厅通过省金融控股、能源集团等主体合计持股24.32%，使其在区域资源获取、重大项目对接及风险处置协调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评级机构亦明确指出，中央及浙江省政府“具有很强的意愿和能力”在必要时提供支持。这一“隐性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信心，降低了融资成本。但这种依赖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倚重政府关联项目可能导致银行在客户选择和风险定价上偏离市场化原则，削弱自主风控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金融风险处置强调“自救优先、股东担责”的监管导向下，政府支持的边界日益模糊，不应被视为可长期依赖的安全垫。
浙商银行2024年的经营成果呈现出典型的“表强里弱”特征。其净利润的微幅增长掩盖了核心息差持续收窄、资产质量隐忧加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恶化以及资本内生补充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非利息收入的阶段性爆发虽暂时对冲了传统业务的下滑，但其不可持续性已在2025年初步显现。面对四大结构性挑战——盈利模式单一、信用风险集中、流动性脆弱、资本约束趋紧，浙商银行已无退路，必须加速战略转型。
在资本层面，则需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升ROE，增强利润留存能力，并积极探索永续债等新型资本工具。对于投资者而言，应穿透利润表的短期波动，聚焦其资产负债结构的真实健康度与长期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方能做出理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