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金融网CFN202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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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2 日，浙商银行公告首席信息官王超明因分工调整辞职，这一消息在银行业引发多重猜想。作为国内首家 A+H 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该行数字化转型已投入超 60 亿元，王超明的去留背后，可能隐藏着科技战略的重大调整、管理层的权力博弈，甚至是风险事件的伏笔。
人事变动的蹊跷之处
王超明的辞职存在三个矛盾点：
时间节点敏感：正值浙商银行发布 2024 年报前夕，该行科技投入同比增长 37%至 28.6 亿元，信息科技人员占比提升至 8.5%。此时调整核心科技高管，可能与年报中即将披露的科技成果或风险有关。
职位安排反常：辞任首席信息官后仍任行长助理，这种安排在银行业罕见。参考招商银行原 CIO 离职后转任副行长的案例，可能预示着该行将科技职能提升至更高战略层级。
分工调整模糊：公告未明确新的分工方向，而浙商银行官网显示，现任行长助理中已有 3 人分管科技相关业务。这种职责重叠可能反映出数字化转型中的管理问题。
科技战略的深层矛盾
投入产出比失衡：2024 年浙商银行科技投入强度达营业收入的 2.1%，但金融科技收入仅占比 6.8%，低于行业平均的 12%。王超明主导的“平台化”战略导致系统重构成本超 15 亿元，而智能风控系统拦截率仅 68%，低于行业均值 75%。
数据治理的困境：该行客户信息系统存在 32 个独立数据源，数据孤岛问题导致精准营销覆盖率不足 30%。2024 年因客户信息泄露被罚 450 万元，暴露科技治理短板。
战略定位的摇摆：在“交易银行”与“智慧银行”战略间反复调整，王超明主推的“区块链+供应链”项目因落地困难，2024 年业务规模仅 120 亿元，远低于 500 亿元目标。
行业视角的启示
科技高管的“高危”属性：2024 年银行业 CIO 离职率达 18%，较 2020 年增长 3 倍。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等均出现科技负责人变动，反映数字化转型中“空降兵”与本土派的文化冲突。
科技治理的监管压力：2025 年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实施后，科技高管需承担更直接的合规责任。王超明任职期间，浙商银行因外包管理问题被罚 3 次，累计金额 780 万元。
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银行业科技人员平均薪酬较互联网公司低 40%，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浙商银行 2024 年科技人员流失率 15%，核心系统开发团队中 30%为外包人员。
未来走向的三大可能
科技战略收缩：新任 CIO 可能来自内部，推动科技投入回归“稳增长、控风险”主线，暂缓激进的平台化转型。
组织架构重构：借鉴浦发银行“科技子公司+总行科技部”双轨制，成立独立科技公司，实现科技能力输出。
风险事件发酵：若后续年报披露科技项目重大损失，可能引发监管调查，王超明的辞职或为风险隔离举措。
数字化转型的“成人礼”
王超明的离职，或是浙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人礼”。当科技投入遭遇产出瓶颈，当战略愿景遭遇执行困境，人事调整只是表象，深层需要的是治理体系的重构、科技文化的重塑，以及战略定力的坚守。这场人事震荡不应成为终点，而应成为该行从“科技投入”向“科技产出”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