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一年多来，张荣森交出了一份看似不错的“成绩单”。
近日，浙商银行（601916.sh)发布的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不良贷款总额223.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6.86亿元，同比增长7.5%；对应的不良贷款率降至1.47%，比上年末下降0.06个百分点。
这是该行5年来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也意味着在张荣森接棒后的一年多，浙商银行的资产质量似乎要开始好转了。
众所周知，不良贷款率的下降给人感觉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良贷款的减少所致。这种情况就是来自于分子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作为分母的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增加或不变。
不过，还有另一种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分子分母同时增加，且分子增加额小于分母增加额时的不良贷款率下降，而不是真正的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
根据年报，2022年浙商银行不良贷款总额223.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6.86亿元，同比增长7.5%；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1.5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800亿元，同比增长13.33%，名列全国性股份榜首。不良贷款7.5%的增长率，几乎只是发放贷款和垫款13.33%增长率的一半。
这意味，浙商银行五年来不良贷款率的首降是得益贷款总额的大幅增加。让张荣森引以为傲的不良率五年首降，或存在注水的成份。
1
不良率下降有“真伪”
自2022年1月，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被辞后，时任副行长的经济学博士张荣森接棒行长，带领新一批高管走向新阶段已满一年。
公开资料显示，张荣森，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金融从业经验颇丰，在民生银行、广发银行、江苏银行均有任职，拥有逾17年的银行业工作经验。
尽管张行长新官上任，但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只能从构成不良率的分子分母上想办法了，也就有了不良率下降的同时，不良贷款则在增加的情况。
年报数据，2022年浙商银行不良贷款总额223.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6.86亿元，同比增长7.5%；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1.5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800亿元，同比增长13.33%，名列全国性股份榜首。
这构成了张荣森在业绩发布会上，引以为傲的“双第一”成绩单：营业收入增速连续6个季度稳居全国性股份行第一，各项贷款增速列全国性股份行第一。其中，贷款增速的第一名还成就了张荣森的另一个引以为傲——不良贷款率五年首降。
按浙商银行年报披露的不良贷款率计算的公式，是不良贷款总额与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
可见，浙商银行在其年报中强调，不良贷款率实现5年来的首次下降，也不是真实的不良贷款总额的下降，而来自于去年贷款总额的多幅增加拉低了不良贷款率所致。
事实上，这个让张荣森拿来当成绩单的五年首降，却在相似规模银行中，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居不下。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在存款总额规模前十五的银行中，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排到第三。
而在浙商银行的“前十大贷款客户”列表中，房地产占了五席之多，总贷款数达到181.09亿元，甚至还比2021年112.38亿元多出68.71亿元。
同时，受不良贷款数额增长，不良率久居高位影响，浙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所消耗。
数据显示，浙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对坏账、呆账所准备资金的比例）为182.19%。
结合监管规定，虽然浙商银行182.19%的拨备覆盖率，高于监管要求不低于140%的标准。
但对比2022年20家上市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高达405.94%的数据来看，浙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是不够强大。
由此可见，张荣森执印一年多来，浙商银行连年攀升的不良贷款率虽然出现了五年来的下降，但不良贷款额实际是增长的。在同类规模银行中，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仍高居不下的同时，拨备覆盖率却处于垫底状况。
显然，张荣森这一年多来的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浙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2
投贷联动，激进扩张
浙商银行成立于2004年，是全国第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民资银行的探路者，民营股本占比超过80%。
近年来业绩突飞猛进的浙商银行，一直出现在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凭借“不走寻常路”一路逆袭：短短十几年间，浙商银行从一家位于杭州的全国股份制银行起步，最近几年的发展尤为迅猛。2014年末总资产规模是6700亿元，在2015年末突破1万亿元后，资产规模不断膨胀。2016年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2019年A股成功挂牌上市，成为A 股市场最年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全国第13家“A+H”上市银行。截至2022报告期末，浙商银行总资产比上年末增长14.66%，至2.62万亿元。一度被称为新一代“同业之王”。
从千亿到几万亿，与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沈仁康大胆的行事风格密不可分。2014年7月，沈仁康从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空降而来，在他任浙商银行董事长的8年时间里，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而快速扩张背后，其实有很多“灰色”的地带不可言说。尤其此次对沈仁康被查的原因，坊间传言或与浙银资本、浙商产融等案件有关。
浙商银行有一个与其有着干丝万缕联系的表外运作平台——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银资本)。这家公司首任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均是张长弓。浙商银行通过浙银资本，绕开《商业银行法》的“银行资金不能入市”等规定，做了很多投行业务。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浙银资本对外投资了100多家有限合伙基金，注册资本金均为1000万元。借着这些“通道”，浙商银行将理财资金投到一二级股权市场，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相关领域，比如输血宝能系。
2015年，“宝万之争”爆发。浙银资本和“宝能系”关联方浙商宝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有限合伙形式成立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并在2015年11月时耗资200亿元入股宝能系旗下公司钜盛华，成为“宝能系”举牌万科A股的重要资金来源。到当年12月11日，宝能系持有万科股份的比例达到22.45％，引起资本市场极大震动。
当时万科独立董事刘姝威发文，质疑宝能得到了浙商银行违规出资。
后来，浙商银行回应称，浙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认购华福证券资管计划约133亿元作为优先方，仅用于钜盛华整合收购非上市金融股权，不可用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
浙商银行这次声明反而证明了自身在宝能系的野蛮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少为其一系列资本杠杆游戏提供了大量初始资金。此时沈仁康才到浙商银行任职董事长不过一年左右。
在“宝能系”事件曝光之后，在监管的要求下，浙银资本被要求与浙商银行正式隔离。2017年4月末，浙银资本升级为一个更大的平台，一多家民营企业参股的浙江浙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浙商产融)，注册资本金高达1000亿元。在浙商产融的合伙人行列中有着多位地产、家居股东，包括泰禾集团、和润集团、新湖中宝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智新科技、保亿集团、新洲集团、宜华企业、顾家集团等。
浙商产融表面上跟浙商银行并无股权关系，但两者在股东、人员上颇有一些重合与关联，两者关系依然难以理清。
在近年来金融混业大势下，“商行+投行”的打法大行其道，但囿于《商业银行法》的限制，银行需在自身体系外设立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SPV (特殊目的公司)，做成“投贷联动"的业务通道。浙银资本正是这样思路下的产物。由于在灰色地带，这类SPV也往往容易成为利益输送平台，2016年8月发生的平安银行原行长助理刘树云被查一案，就是跟此类操作有关。
金钱永不眠，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存在很多无法看到的黑暗角落。浙商银行的迅速崛起，如果靠的是这种“擦边操作”，难免为自己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3
频繁踩雷张荣森或无力回天
资产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浙商银行为了资金规模漠视风险控制，导致频频踩雷，财富大幅流失。
近年来，浙商银行频繁出现在暴雷企业债权人名单中，踩过的“雷”包括乐视控股、安信信托、康美药业、北大方正以及浙江本地的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
2018年以来，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浙江民营企业相继出现债务违约、质押危机等情况，浙商银行也被牵涉其中。新光控股爆雷事件中，浙商银行申报贷款+股票质押+持有债券的总金额为23.21亿元。
浙商银行还身陷千亿校企北大方正的债券违约中。2019年12月，北大方正出现债券违约，后被北京银行申请破产重整，浙商银行借给该公司20亿元。为了讨债，浙商银行2020年6月将北大方正告上法庭。
2018年康美药业因数据造假面临退市，而浙商银行此前曾多渠道向康美药业输血，以至于在康美破产重整中栽了大跟头。据2021年8月康美债委会相关公告显示，浙商银行直接申报的债权近19亿元，“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银行”对应债权接近15亿元，“浙商银行专属系列理财产品”申报金额超过6亿元，合计接近40亿元。
恒大暴雷，浙商银行也未能幸免。根据那份被恒大辟谣的求援文件，截至2020年6月30日末，恒大负债涉及超过128家银行和逾121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余额2163亿元，其中浙商银行107亿元，风险敞口仅次于民生银行和农业银行。恒大2020年年报显示，其主要往来银行包括浙商银行等20家银行。
当年为了解决浙银资本而成立的浙商产融也风光不再，有些股东还爆发了债务危机，如已进入债务重组的泰禾集团、被报道遭数家银行追债的和润集团、涉嫌操纵市场并资金承压的宜华系等。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不良率呈上升态势，财报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2%、1.37%、1.42%、1.53%。不过，浙商银行2022年不良贷款率1.47%，比上年末下降0.06个百分点，有所好转。
除了风控能力弱频频踩雷，浙商银行还漠视监管，导致屡次被罚。
2020年9月，银保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浙商银行因涉及不良资产虚假出表、转让理财资产违规提供回购承诺等三十一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款1.01亿，引发业界轰动。
2022年11月18日，浙商银行的罚单又添一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因未落实资金用途管控要求、信贷管理不审慎等“八宗罪”被罚400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罚的八项条款中，有3条都与信贷、小微贷的管理有关，包括将融出信贷资金被挪用随着各种政策支持消费贷、小微贷的下发。2022年以来浙商银行已经有多家分行被银行处罚，涉及罚款金额高达800多万。
今年1月初，浙商银行南京分行因小微企业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被罚30万元。此前不久，浙商银行北京长虹桥支行刚因为贷款业务违规，收到北京银保监局2023年的1号罚单，被罚50万。处罚集中在贷款业务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方面，包括贷款“三查”不到位、虚增贷款、挪用贷款、违规发放贷款处置不良资产、虚增小微资产池贷款等。
除了业务问题，其经营问题也有些许麻烦。浙商银行司法冻结和股权质押的股份高达49.73亿股，其中质押股份29.93亿股，司法冻结股份19.8亿股。浙商银行总股本212亿股，占比23%。
3月20日，浙商银行发布《关于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称，又有总股本6.33%的股份被拍卖。司法拍卖平台显示，此次被拍卖的股票共计13.47亿股，市场价为38.52亿元，起拍价34.67亿元。
与此同时，在沈仁康被查之前，浙商银行还有多名高管被查，包括原副行长张长弓、前任董事会秘书张淑卿、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邹建旭、上海分行行长顾清良、深圳分行行长邹建旭等。
就在沈仁康被查通报发布当日，浙商银行董事庄粤珉“因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个人事务”辞去非执行董事职务。庄粤珉于2021年7月被选举为非执行董事，但截至辞职日期，其董事任职资格尚未取得监管部门核准。
至此，1年多来，浙商银行已有9位高管辞职，最早辞职的是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及两位副行长徐蔓萱、刘贵山，都不到退休年龄，辞职原因均为“工作安排”。
另外，作为总部在浙江的唯一全国性股份行，浙商银行空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一稀缺牌照，展业不受地域限制，发展却过于缓慢，与其他股份行和浙江省内城商行相比，浙商银行的网点数量相对较少。
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浙商银行营业网点遍布全国 23 个省级行政单位，共有243 家支行，其中省内93 家支行，全部支行数仅高于杭州银行，省内支行数仅高于平安、华夏与光大银行。
无论从银行的资产抗风险能力、安全性方面，还是经营水平、管理层稳定性方面来讲，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浙商银行都显得有些疲软。
4
“散装”银行，宫斗严重
在沈仁康被带走调查2个月后，企查查显示，浙商银行的法人依然是沈仁康。而实际控制人栏显示为空白状态。在没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遇到“黑天鹅”事件，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更大。
浙商银行大股东中，除港股持股外，前十大股东中有国资背景的股东仅占两席，分别是第二大股东浙江金控持股12.49%，浙能集团持股3.96%，二者合计仍不到总股本的17%。
同时，问题股东还盘踞了两席，安邦系的旅行者汽车集团以6.33%股份，占据第三大股东，目前股份已经被法院冻结拍卖；第七大股东浙江永利实业持股2.58%，因债务问题被列为被执行人。
此外，横店集团5.84%，民生人寿3.78%，永利2.53%，通联资本2.53%等。基金和机构投资者54%，减掉前二十股东中的投资机构，占比约为20%。个人投资者大约持有30%股份。股东人数24.7万户，人均持有8.6万股，筹码十分分散。
由于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分散，不到两成持股比例的国资，持股优势不明显，出资人的监督优势很难发挥。
这就很容易引发争权的问题。通常在无实控人状态下，为了能进入董事会，参与上市公司决策，不同股东往往会争斗不止，高管团队成员则成为了各方角力、拉拢的对象。尤其前董事长沈仁康，本应受股东出资人监督，反倒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也造就了他在公司内部说一不二的权力，屡次“擦边”操作。
在沈仁康卸任之后，曾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陆建强去年2月份当选为新董事长，外界猜测，这是国资有意在加强控股的开始。但奇葩的是，陆建强到目前仍无法上任董事长一职，而是由浙商银行行长张荣森代理，有违“银行行长不得兼任董事长”的明确规定，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合规质疑。
目前浙商银行总市值仅600多亿元，还不及本地的宁波银行，与其资产规模极不匹配，这或许就是野蛮扩张疏于内部管理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