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账期”拖垮的数字化转型：中国电信政企坏账四年翻四倍与产业数字化增速停滞的深度观察
一、导读
2026年3月，中国电信交出了一份令市场错愕的年度成绩单：全年营业收入5239亿元，同比微增0.07%；归母净利润331.85亿元，同比增长0.52%，营收与利润增速双双创下近五年新低。传统通信业务疲软固然是原因之一——移动用户ARPU已回落至45.1元，几乎退回2020年的水平——但真正令人关注的，是财报中两个相互勾连的数字：政企客户坏账准备四年翻近四倍，产业数字化收入增速从两位数坠落至近乎停滞的0.5%。
“第二增长曲线”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噬运营商的资产负债表。
本文试图穿透财报数据表象，揭示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战略面临的深层困局：应收账款膨胀与收入增长停滞，究竟是一体两面的结构性危机，还是转型阵痛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在规模扩张与财务健康的平衡木上，中国电信乃至整个运营商行业，正在经历一次严苛的压力测试。
二、数据触目：四年四倍的“坏账黑洞”
2.1 急速膨胀的坏账曲线
2022年至2025年，中国电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经历了一条近乎陡峭的上行曲线：从61.17亿元增至82.34亿元，再到107.09亿元，最后攀升至147.23亿元，四年累计增长约141%。这还只是整体坏账准备的数字。更令人担忧的是政企客户这一核心风险敞口——同期中国电信企业用户计提的坏账准备从22.81亿元飙升至91.89亿元，增长幅度超过300%，四年间翻了超过四倍。
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速的变化。2025年，中国电信政企客户坏账准备同比激增62%，达到92亿元。这一增速不仅远高于行业均值，更在三大运营商中位列第一。换句话说，坏账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
2.2 并非孤例：行业性的“信用失血”
中国电信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整个运营商行业政企转型的一面镜子。2025年，三大运营商政企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合计高达2199亿元，坏账准备总额从2021年的172亿元飙升至670亿元，五年增幅近290%，其增速甚至超过了应收账款本身的增长。
横向对比来看，中国移动政企坏账从2022年的106.74亿元增至2025年的343.59亿元，虽然绝对值最大，但2025年增速已控制在18.46%；中国联通同期从137亿元增至234亿元，增速同样趋缓。而中国电信62%的增速显得尤为刺眼——在规模上不及移动，在管控上不如联通，中国电信似乎卡在了“中等规模困境”的尴尬位置。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坏账准备增速远超应收增速这一现象在中国电信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收入增速放缓而坏账加速膨胀，意味着每一元新增收入所背负的信用风险正在非线性上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业务扩张伴随账期拉长”，而是一个危险的质量与规模背离信号。
三、停滞的信号：0.5%的产业数字化增速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坏账激增是“果”，那么产业数字化增长动能的衰竭便是“因”的一部分。
2023年，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收入1389亿元，同比增长17.9%，被寄予“第二增长曲线”的厚望。2024年，增速骤降至5.5%。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滑落至1473亿元，同比仅增长0.5%，近乎停滞。
从17.9%到5.5%再到0.5%，这是一条近乎自由落体般的下行曲线。更令人不安的是，2025年中国电信ICT项目列收情况显示，一半以上的省公司出现负增长-66。截至2026年2月底，中国电信31家省公司中，只有11家产业数字化收入达到时序进度——这意味着仍有20家省公司未能跟上进度。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的应收账款/营业收入比值持续攀升，从2023年的6.06%增至2024年的7.57%，再到2025年的9.57%，三年间增加了3.5个百分点。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也在2025年同比下降14.28%至1245亿元，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变动首次出现明显背离。
这几组数据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电信正在用更大的信用敞口和更长的账期，换取越来越微薄的收入增量。应收账款占营收比重持续扩大而收入增速同步走低，意味着新增业务创造的营业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正在转化为应收而非实收。这不是增长的质量问题，而是增长本身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
四、拆解三重困局：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4.1 模式之困：项目制集成的“原罪”
政企业务的本质是定制化ICT系统集成项目。与消费者业务的“轻资产、快周转”不同，政企项目往往是“交钥匙工程”：运营商先垫资采购设备、部署系统、完成交付，再等待客户验收付款。从项目启动到最终回款，周期往往长达一年甚至更久。
这种模式决定了运营商天然要承受巨大的资金垫付压力。在规模快速扩张期，新项目的收入可以掩盖老项目的账期问题。但当增速放缓，老项目的回款滞后与新项目的投入压力叠加，现金流便会被迅速抽干。2025年中国电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下降14.28%，正是这一逻辑的财务印证。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运营商在政企项目中常常扮演“总包方”角色，一端对接政府及大型企业客户，一端连接大量中小供应商。无论是因为客户付款延迟还是交付环节出问题，运营商都成为信用风险和履约风险的最终承担方。利润被锁定在合同里，风险却被无限放大在账面上——这就是项目制集成业务最根本的“原罪”。
4.2 客户之困：当地方政府成为“最大的债务人”
运营商政企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中，包含了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相关单位。在地方财政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这些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显著下降。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业绩发布会上直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经济运行的挑战，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拖欠账款，是应收账款增长的重要原因。行业独立电信分析师也指出，政企应收款高企，既有大环境影响，也与运营商全力推进转型、重视发展政企“第二曲线”密切相关。
地方政府化债的推进虽然为部分欠款的解决带来了希望，但2026年才是隐债化解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攻坚之年，短期内运营商回款压力难以根本缓解。更现实的情况是，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开始用“化债资金”优先偿还更紧迫的欠款，运营商的应收账款在优先级排序中并不靠前。
这种客户结构导致了一个危险的“刚性错配”：运营商的收入增长高度依赖政府及平台类客户，而这些客户恰恰是当前经济环境下付款能力最不确定的群体。当最大债务人自身面临流动性危机，债权人的账期风险便转化为系统性的信用风险。
4.3 考核之困：KPI驱动的“规模陷阱”
在国资委对“稳增长”的硬性要求下，收入规模依然是运营商地方分公司的核心KPI。为了完成任务，承接大量需要垫资、回款周期漫长的政府或大型国企的系统集成项目，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这种考核机制导致了危险的激励扭曲：合同额被计入当期收入，而坏账风险和现金流压力则被推迟到未来——往往是下一任管理者任内才会暴露的问题。合同额虽然亮眼，但现金流却承受巨大压力，利润被账面数字所吞噬。
三大运营商政企应收账款在总应收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中国电信从2021年的32%跃至2025年的48%，中国移动从60%升至77%，中国联通从71%升至86%。这意味着运营商的资产质量与现金流安全，正越来越依赖政企业务的回款效率。而当回款效率持续恶化，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都将受到冲击。
更深层的隐患在于，这种KPI驱动下的“规模崇拜”正在透支运营商未来的增长空间。大量资金被沉淀在长账期项目中，削弱了投向AI、算力等真正高增长领域的资本配置能力。
五、行业坐标：全产业的“换挡之痛”
中国电信的困境，映照的是整个运营商行业从“通信管道”向“数字服务商”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阵痛。
从行业数据来看，2024年运营商第二曲线业务（电信产业数字化、联通算网数智、移动政企市场）总收入为4381.48亿元，同比增长7.9%，而应收账款却同比增长38%-6。收入增幅不及应收增幅的五分之一——用八个百分点的收入增长，换取近四十个百分点的应收账款膨胀，这种“增长”的性价比正在急剧恶化。
中国移动数字化转型收入增幅从2023年22.2%下降至2024年9.9%，2025年进一步降至个位数；中国联通算网数智业务收入增幅同样从高位跌落。三家运营商无一例外地遭遇了“第二曲线”增速断崖。
从全球视角看，政企业务“应收高涨、利润承压”并非中国独有。Omdia电信战略高级首席分析师杨光直言：“全球范围内，政企业务的利润率承压确实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坦率地说，至今没有哪家运营商真正实现ToB业务的成功转型。”
这是一个深刻的行业真相：运营商做政企业务，似乎天然难以同时解决“规模扩张”和“财务健康”这两个目标。要么守住财务底线，收缩战线；要么继续扩张，承担日益沉重的信用风险。没有第三条路。
中国运营商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兼具“国家队”的身份属性和上市公司对利润的刚性要求。前者要求它们承担更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责任，后者要求它们保持财务报表的健康。这种双重身份的内在张力，正在中国电信的资产负债表中被具象化——每一笔政府项目合同的背后，都是一次社会价值与商业回报的艰难平衡。
六、转型十字路口：三条可能的出路
当0.5%的增速叠加62%的坏账增速，留给中国电信的调整窗口期正在收窄。出路或许在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 。已有迹象显示运营商开始行动。据报道，某运营商已明确要求2025年政企一年以上应收账款“0增长”，强化低评级客户信用管理，长账龄应收账款清收责任落实到人。这意味着考核机制正在从单纯的收入规模转向回款质量和资产健康。但这一转变能否真正落地、能否在地方KPI体系中得到刚性执行，仍有待观察。
第二，从“项目集成”转向“产品化服务” 。当前政企业务高度依赖定制化集成项目，回款周期和坏账风险难以管控。运营商需要推动产品标准化和服务订阅化，从“一次性交付”转向“持续服务收费”。天翼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一个积极信号——云计算业务的订阅制模式天然具有更好的现金流和更可控的信用风险。2025年中国电信天翼云收入达1207亿元，同比增长显著，已开始在部分垂直领域形成规模化落地。
第三，从“政府依赖”转向“企业客户” 。运营商政企客户结构过度依赖政府及平台类客户，需要更多拓展市场化企业客户。有专家建议，2B业务应从面向政府客户转向更广阔的企业市场，这对运营商自身的产品能力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这一转型尚未见到显著成效——产业数字化收入中资源型收入仅增长1.1%，表明面向市场化企业的增值型收入增长更为乏力。
2025年，中国电信已开始收缩资本开支，产业数字化资本开支占比虽有提升，但整体资本开支仍在下降。这意味着公司正在主动调整增长节奏，将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降本增效和财务稳健。这种调整能否帮助中国电信跨越眼前的困局，仍有待时间来检验。
当中国电信的政企坏账准备四年翻四倍，而产业数字化收入增速从17.9%自由落体至0.5%，这组数据的对立揭示了运营商“第二增长曲线”最深刻的悖论：转型最积极的先行者，往往也是风险暴露最充分的承压者。
政企市场的本质决定了它难以像消费市场那样实现“轻资产、快周转、高毛利”的良性循环。对于中国电信而言，当前的困局或许不是要不要继续做产业数字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以什么节奏做、用什么样的财务纪律来做的问题。毕竟，如果每一笔新合同都在为未来的坏账埋单，那么所谓的“增长”不过是一场账面繁荣的幻觉。
在“国家队”的身份与“上市公司”的属性之间，中国电信需要找到一条既能履行产业数字化使命、又能守住财务健康底线的道路。这不仅是它自己的挑战，也是整个运营商行业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