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中小投资者所占比例较大，整体上表现出了行权意识普遍不足、行权能力不高的特征，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者从来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利。同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从集中式逐步向分散式过渡，在这个时候，企业的控制权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这就造成了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经常发生的对控制权的争夺，这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冲击，比如万科地产的股权之争。
应当指出，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由于小股东在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大股东间的相互竞争难免会给小股东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小股东在公司控制权之争中的权利保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舍得酒之争
1940年，四川沱牌酒业集团成立（“舍得酒业”），并于2018年更名为“舍得”。地处四川省射洪市，是一种典型的浓香型白酒，有“六大川酒”之称。
天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洋控股”）于一九九三年在秦皇岛设立，其原为太行视听服务中心。天洋控股于2006年在香港建立了中国的总部，并在北京建立了世界总部。天洋集团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发展之后，现已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
从2003年开始，沱牌舍得集团为引入新的资本，给企业注入新的生机，对企业进行了四次改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了重组的失败。沱牌舍得在2015年又一次经历了改组。
天洋集团通过增发新股，以三十八点二二亿的高价获得了七成的股权。沱牌舍得在该公司拥有29.85%的股权，从而使天洋控股公司成了大股东，而天洋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变成了当时的天洋控股董事长周政。
这时，天洋集团的实际控制才真正的发生了变化。这时，舍得酒的股份结构就有了改变。当新的投资者或新的股东加入到一个企业中时，必然会引起对公司控制权的主体和结构的调整。
从《舍得》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天洋集团接管舍得之后，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已经进行了调整，很多原本的董事会董事都因为工作原因辞职，而新的董事会大部分都是和天洋集团有关系的人，现在只剩下蒲吉洲一个人。
从舍得酒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天洋控股的相关人士组成的新董事会刚刚成立没多久，就因为新的董事会任期结束，又有了新的变化，曾经在天洋控股工作过的董事们纷纷离职，而张树平和其他一些舍得酒的老人们则重新回到了董事会中，不过，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职务，依然是天洋控股的相关人士，比如刘力。
在这个时候，舍得酒业控制权争夺还没有真正爆发，其控制权的转移、董事会席位及核心高管的变动均是新股东进入企业后的适当调整，但是，这却为之后舍得酒业控制权争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舍得酒的控制权之争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具体来说，第一个时期是控制权之争的开始，这个时期，天洋集团对沱牌舍得酒的大股东进行了收购，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控制权之争，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开始，是因为天洋集团在当年的事件中，一直到最后，射洪市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在这段时间里，股东们为了获得对公众公司的真正的控制，都是通过争夺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来实现的。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控制权之争，从豫园集团以四十五点三亿买下沱牌舍得七成股权开始，到了最后，天洋集团退出，复星集团成为了舍得酒厂的股东。
自从天洋控股被曝出违规挪用公款后，舍得的股票和形象等都遭受了不利的冲击。在这个时候，为挽救公司的形象和保持公司的正常运作，对“舍得”的控制之争才真正开始。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几位与天洋集团有关系的董事和高层，被解除了职务，并委任了张树平和余东等国企背景的人，为该公司的董事和高层。
二、被逼无奈的零售商
通常，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计算，会将有变现问题的资产剔除出去，能够实际用于偿还公司所欠债务。因此，这个价值越高，对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越有利。在2014-2020年期间，舍得酒业的现金比率始终低于酒鬼酒的同期水平，但2014-2017年，两者的现金比率差距逐渐缩小，从2014年的38.57个百分点下降到2017年的10.46个百分点。
从2018年开始，舍得和酒鬼的市场份额差距进一步扩大，达到了113.46个百分点。在2020年，舍得酒业的现金比率与上年相比，有了轻微的下降，从2019年的54.61%，降到了45.86%，与酒鬼酒的现金比率差距虽然又一次缩小到了101.13个百分点。
不过，跟2018年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出，从2014年开始，尽管舍得酒业的现金比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在控制权争夺爆发时，仍有下降趋势，说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受到了影响。
很明显，这对小股东权益的实现是不利的。因为，在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舍得酒业的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同时，它的董事会结构也有一些问题，这就造成了舍得酒业公司的管理效率低下，小股东在这一过程中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即便是参与到了大股东的竞争中，它的有效水平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三个时期的控制权之争中，该公司的股权始终保持着相对的集中性，各个争夺者都是通过对沱牌舍得的控制来对该公司进行间接的控制。
从过去几年的财报来看，该公司的前十名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一直都在45%上下徘徊，而作为最大股东的沱牌舍得，一直在29.95%上下徘徊，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在5%以下。
因为舍得酒的股权结构比较集中，所以不管是天洋控股，还是豫园控股，虽然他们所掌控的沱牌舍得集团，在舍得酒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0%，但也远远超过了其他股东，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大股东了。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实际控制人的经营理念和利益与其它股东的经营目标不一致，则极有可能导致控制权之争。同时，由于上市公司的小股东人数众多，超过5万个，而且非常分散，很难作出有效的决策。
在这种情形下，大股东对控制权的竞争具有更低的成本，而小股东对控制权的竞争具有更高的竞争成本，并且其参与的效率也受到限制。别说是公司的高层了，就算是小股东，也不可能进入董事会。这就使得小股东难以掌握和监督公司的运作。
尽管，在对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可以让中小股东也参与进来，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参与到表决的中小股东仍然是少数，所以不能完全地传递其他股东的真实意图。此外，由于他们对自己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做的决策也会存在着误导性。
根据舍得酒业的现实状况，在其出现的控制权争夺中，小股东没有采取行动，其主要理由是：一是小股东权益的相关法律不健全；二是监督的力度不够，威慑力不够。
三、散户如何应对？
在上述内容的影响之下，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的实现程度比较低，这就造成了舍得酒业大股东争夺控制权的成本比较低，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小股东将会面临更高的维权及行权成本，这直接造成了中小股东参与控制权争夺的成本较高，并且参与效率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小股东没有采用参与公司治理的行动策略，这对小股东的利益实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即便是公司举行了股东会议，由于其出席会议的费用过高，其出席的积极性也相对较低。但在实际操作中，其所持有的投票权却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基于上述博弈分析的结果，并结合公司所处的特定环境，从舍得酒业所处的法律环境、股权结构及董事会结构来看，其主要问题有：法律环境方面，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及监管体系不健全。在公司治理上，首先是由于舍得酒的股份过于集中，造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其次是由于董事会的不合理，使得其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总体来说，在以上现实问题的作用和制约之下，这不但会造成大股东之间对控制权的竞争具有更低的成本，而且还会造成中小股东对控制权的竞争具有更高的竞争成本。除此之外，还会对中小股东对控制权的竞争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控制权的竞争的热情，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控制权的参与效率。
同时，公司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所产生的利益也远远超过了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所产生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大股东会选择对大股东进行竞争，而小股东却不会对此进行干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司的控制权之争而引起的小股东利益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