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在同一个会计问题上连错三年。换了三任管理层，没人纠正。这不是技术失误能解释的。
4月10日，国网信通因2022年至2024年部分贸易业务未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导致连续三年财报错报，公司及四名时任高管被四川证监局出具警示函。同一天，新里程、捷成股份也因类似问题被点名。把时间拉长到过去一年，胜通能源、柳化股份、大港股份、水发燃气……十几家A股公司栽在同一条沟里。
总额法还是净额法，这本是会计里最基础的选择题。但当一家以“能源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的央企子公司，连最基本的收入确认都做不对，投资者还能相信它能搞定复杂的电力系统吗？
总额法的诱惑
从来不只是会计问题
区分总额法和净额法，会计准则写得明明白白：主要责任人用总额法，代理人用净额法。判断标准也很具体——有没有商品控制权，承不承担存货风险，能不能自主定价。
道理不复杂，但执行起来总有人“选择性失明”。
国网信通的贸易业务并不是它的核心。公司主业是能源数字化，服务国家电网。2022年到2024年，总营收在73亿到76亿之间波动，看起来平稳。但恰恰是这种非核心业务的会计差错，暴露了一个更尴尬的现实：边缘业务都管不好，核心业务的财务质量能让人放心吗？
选择总额法最直接的动机，谁都知道——让营收数字更好看。一笔1000万的贸易，如果是代理人角色，净额法下可能只确认10万佣金；总额法下，1000万全额入账。对于面临业绩考核、市值压力的管理层，这种诱惑很难抵挡。
更值得警惕的是，贸易业务在一些公司里已经悄悄变成了“收入调节器”。业绩好就少做点，业绩差了就冲上来把规模撑住。利润呢？贸易业务本身毛利率极低，赚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营收那条线画得漂亮。投资者看到的是增长，却不知道这增长背后是低质量的“过手交易”。
水发燃气是一个极端的注脚。这家公司对2020年至2023年的部分贸易业务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总额法改净额法，调减营业收入合计超过8.4亿元。8.4亿，超过很多A股公司一年的全部营收。这意味着，此前投资者看到的收入数据里，相当一部分是“虚”的。
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公司前赴后继？答案不复杂：做错的成本，目前看仍然低于做对的收益。被发现了，最多警示函加诚信档案记录；没被发现，就换来了更漂亮的报表、更好的融资条件、更稳的股价。
国网信通这次被罚的四名高管，包括已经离任的杨树和孙辉。监管的逻辑在变：人走了，账没消，照样追责。问题是，警示函的惩戒力度，真的够让管理层在“做对”和“做漂亮”之间选择前者吗？
三年没人叫停
暴露的不是技术短板
国网信通的问题持续了三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两份年报、多份季报和半年报，全部存在收入确认错误。
这三年里，核心管理层换过一轮。杨树2020年2月到2023年12月任董事长；王奔2022年8月任总经理、2023年12月兼任董事长；崔传建2023年12月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孙辉在2025年初离任。
每一任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延续了错误的处理方式。没人质疑，没人纠错。直到监管出手。
这不是能力问题。一家年营收超过70亿、服务国家电网的上市公司，理解和运用净额法，不存在技术门槛。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要么公司根本没有有效的财务复核机制，要么机制摆在那，但没人执行。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新官不理旧账”的职场潜规则在上市公司治理里蔓延。每一任接手时，前人的会计处理已经形成惯性。修改它意味着推翻历史数据，意味着要做会计差错更正，意味着要向市场承认此前披露的信息有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主动“揭盖子”。于是错误被一代代传下去，直到监管来捅破窗户纸。
这种心态在A股并不少见。很多公司的财务问题被发现时，往往已经持续了数年。不是没人发现，而是发现后选择了沉默。主动更正，意味着股价波动、投资者质询、监管关注；继续沿用前任的做法，至少表面上“一切正常”。
国网信通2025年业绩快报披露，营收约106.28亿元，同比微增1.99%。但注意，这个增长包含了收购亿力科技后的并表影响。在并表之后只增长不到2%，内生增长实际上更乏力。同时净利润下滑16.91%，主要系信用减值损失和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全年预计计提各类资产减值损失合计1.11亿元。
利润承压、收入增长乏力，用贸易业务把规模撑一撑，至少在账面上能让业绩看起来体面一些。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管理层“选择性忽视”了会计处理的问题。
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饮鸩止渴。贸易业务的收入确认错误，影响的不仅是营收数字，而是整个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当一家公司的收入确认方式都存在疑问，投资者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的利润、资产、现金流数据？
监管在“扫街”
但警示函够用吗
2025年以来，因贸易业务会计核算不规范被监管点名的A股公司，粗略统计已经超过十家。江苏、浙江、山东、重庆，电力、化工、燃气、物流，各行业都有。
4月10日当天，除了国网信通，新里程因子公司会计核算混乱导致多期财报利润数据失准被警示；捷成股份因成本结转、债务重组、影视剧收入确认等三类问题被警示。监管的覆盖面在扩大，从贸易业务到在建工程，从应收账款到存货跌价，几乎覆盖了财务核算的所有核心环节。
这种“扫街”式的监管，信号很明确：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那：警示函的威慑力到底有多大？
对于国网信通这样的央企子公司，警示函会被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这会影响公司未来的融资、并购、再融资。对于高管个人，诚信档案记录会影响职业生涯，尤其在国企体系内，这种记录可能意味着晋升受阻、调岗受限。
但对于那些本来就不打算长期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公司，或者已经“破罐子破摔”的问题公司，警示函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创意信息从总额法虚增收入到被ST，罚款800万，这个过程说明警示函只是起点，不是终点。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总额法和净额法的判断本身存在灰色地带。一些贸易业务的合同设计极其复杂，企业通过条款精心设计，刻意模糊“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边界。审计机构也很难做出明确判断。监管事后追溯时，企业完全可以说“这是会计判断分歧，不是故意造假”。
国网信通在公告中的表态是“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提升规范运作意识”。标准化的危机公关话术。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后续会不会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更正后会对历年营收数据产生多大影响。如果更正后营收大幅缩水，那才是真正的“伤筋动骨”。
回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一家以“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为目标的公司，连最基本的会计准则都执行不到位，投资者凭什么相信它能驾驭更复杂的数字技术、电力系统、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可以靠人才和投入堆出来，但诚信和规范，是一家公司最底层的竞争力。这个基础打不牢，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