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地处首善之都的福地，占尽天时地利，上市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的老牌股份制银行——华夏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不良资产的“泥潭”中苦苦挣扎，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
先从华夏银行近期的一则重大人事变动说起。2022年11月7日，在华夏银行行长一职空缺9个月后，70后新行长关文杰终于补缺上位。在关文杰上任前，市场早已在流传他即将获得擢升的消息。
关文杰上任后，华夏银行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层管理岗位的招聘，涉及11名一级分行副行长和4名总行部门副总经理级的重要岗位，在招聘公告中，华夏银行特别提出要求是“ 80后”，且“有数据科技背景”的人员优先。
华夏银行新任行长关文杰
的确，今天的华夏银行急需要来一场改变。而且，从刚刚公布的三季度财报数据看，这场改变已经迫在眉睫。
今年3季报最新数据显示，除了营收和净利润增速等指标表现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之外，长期制约华夏银行腾飞的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多项重要指标继续如鲠在喉，急需一场大改变。
作为一家由大型工业企业——首钢集团独立筹备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华夏银行自成立起就烙上了特殊的烙印。2003年华夏银行成功改制上市后，因未足额计提减值准备，也未对不良资产进行充分剥离，加之上市之后扩张过快形成坏账，使华夏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这使得在很长时间内，华夏银行管理层都不得不把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和核销不良资产，化解历史包袱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
2017年3月，52岁的李民吉从北京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空降华夏银行，任华夏银行董事长。虽然彼时，市场对从未有过银行业管理经验的李民吉的这次赴任稍感意外。
更棘手的是，彼时的华夏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增速跌至谷底，而不良贷款率却逐年攀升，不良率指标从2013年0.90%猛升至2016年年末的1.67%。而据当时的公开信息显示，2016年末，华夏银行在宁波地区的不良率甚至高达惊人的8.12%。
显然，对并无银行管理经验的李民吉而言，这次执掌华夏银行，他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都将是巨大的。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从2018年开始，一场以“去杠杆”、“去产能”为目标的宏观调控突然而至，传统制造业贷款占比偏高的华夏银行再次遭受波及。在李民吉到任后的两年，即2017年和2018年，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年末的1.67%继续攀升至1.76%和1.85%。
对此，华夏银行在当时的年报中坦诚：在去杠杆、去产能的背景下，受经济周期性、结构性调整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部分周期性较强的传统行业受影响较大，加之行业内竞争加剧，盈利下降，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信用风险暴露较多。
但李民吉无惧这些挑战，迎难而上，敢于对不良资产这一顽疾“啃硬骨头”。
从2019年1季度开始，华夏银行开始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记入不良。在这一年的华夏银行年报中，李民吉还提出要以三个“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决心向不良资产“宣战”，一场与不良资产4年的苦战开始了。
也正是在2019年，华夏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力度相当惊人，达到357.85亿元，相比2018年110.19亿元的核销金额，猛增了247.66亿元，同比大幅上升224.76%。数据表明，仅2019年这一年，华夏银行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之前4年的总和还多。
这一年，华夏银行的不良率终于开始低头，从2018年末的1.85%降至2019年末的1.83%。尽管只下降了0.02%，但在老枪财经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市场和李民吉董事长倍感珍惜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在华夏银行不良贷款认定从严和传统制造业贷款风险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不易。
更重要的是，这是自2013年以来华夏银行不良率逐年攀升势头终于得以终结的重要标志。可以说，2019年，是华夏银行不良率的转折之年，也是华夏银行掌舵人李民吉极其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李民吉赢得了市场赞誉。
然而，大手笔核销不良贷款是一把“双刃剑”。它只能快速消除不良贷款率生成的“结果”，却并不能消除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产生的内在原因。
同时，通过大量核销、计提拨备来压降不良，对华夏银行的盈利也带来了明显侵蚀，也难免市场和投资者不心生微词。
进入2020年以来，在疫情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仍然能保持自2019年以来的逐年下降态势，实属不易。
然而，自2020年至今年二季度末的这两年多来，华夏银行不良率仍然连续保持在1.80%、1.77%、1.79%的高位，继续位居国内上市银行前列。
看下图：
（上市银行2022年半年报数据）
此外，如果从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不良贷款认定严厉程度的重要指标——不良/逾期数据（即1元逾期认定了多少不良贷款）这两项指标考察，华夏银行的资产质量仍然堪忧。
作为反映一家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就是银行的储备池厚度。看下图，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长期偏低，在下图显示的各家银行中排名靠后，从2017年至今，长期在140%、150%附近徘徊。
2017年，华夏银行的不良/逾期数据指标低至0.44 ，就是说每1元钱的逾期贷款，居然只有0.44元被计入了不良贷款！华夏银行当时对不良贷款认定之宽松，超出想象。
2019年是华夏银行不良/逾期指标的转折点，从2018年的0.54跃升至2019年的0.83，这与上文提及的从2019年1季度开始，华夏银行开始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记入不良这一举措互为印证。
但总体而言，华夏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严厉程度仍然偏于宽松。直到2021年，华夏银行不良/逾期指标仍然在1以下，但相较于2017年，已经大为改观。
南财社认为：上述数据也说明，过去这些年，华夏银行一直在负重爬坡，消化历史包袱。
如果再把信用减值损失与营业收入比指标加入进来综合考察（一般而言，信用减值损失与营业收入比指标越低，说明银行盈利能力越可靠，不需要大量计提资产减值就可以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在A股主要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排名中：
到2022年年中期，华夏银行不良/逾期指标出现下降，从2021年末期的0.94下降至今年年中的0.8673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则变化不大，继续稳定在150%附近，仍然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然而，就资产减值损失与营业收入比指标来看，华夏银行仍然高达38.95%，信用减值损失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仍然过大，说明华夏银行真实的盈利能力堪忧，同排名靠前的中国银行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如果将逾期金额与不良贷款金额按照1：1的比例进行还原，也就是将逾期金额全部按照不良贷款处理的话，以2022年中报数据为例：
还原后，华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则更低，只有131.77%，比今年华夏银行中报公布的拨备覆盖率低了20.15%，又低出了一大截：
同时，令人揪心的是，从华夏银行不良率生成的主要领域看，制造业贷款不良率高发的态势仍然是华夏银行和李民吉董事长未能根治的“心病”。
以华夏银行2022年半年报为例，制造业贷款的高不良率仍然是华夏银行资产质量的明显拖累。看下图：
在资本市场，华夏银行的股价已阴跌7年有余，市净率已跌至罕见的三折附近。市值仅比2019年上市的浙商银行略高，排在上市股份行末尾。作为一家上市快20年的老大哥，华夏银行疲态尽显。
为了补充资本金，不久前，华夏银行大股东首钢集团以溢价200%、“主动买套”的悲情之举，自掏腰包50亿元参与定增，令人动容，而华夏银行也因此被网民戏称为“啃老式银行”。
从2017年3月上任华夏银行董事长至今，李民吉挂帅华夏银行已经整整5年零8个月。信息显示：作为董事长的李民吉在华夏银行的薪酬着实不高，仅为67.81万元。
然而，与李民吉董事长相比，华夏银行少数几位高管的薪酬，比如董事会秘书宋继清（年薪254.11万元）、职工监事朱江（年薪194.83万元）、徐新明（年薪174.47万元），则显得颇为扎眼。
从华夏银行员工整体薪酬情况看，2020年华夏银行人均薪酬37.7万元，比2019年的41.7万元要少约4万元，2021年上半年人均薪酬为19.3万元，全年大概在4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李民吉67.81万元的薪酬水平，并不显眼。
2022年11月4日，北京市国资委向北京信托宣布，北京市国资委委派华夏银行董事长曾任北京信托董事长的李民吉临时负责北京信托的管理工作，以确保北京信托公司经营的稳定。
今年2月，与李民吉一起赴任华夏银行的多年搭档张健华离职而去。从那时起，市场就开始期待李民吉的搭档、华夏银行新行长能早日到任。今天，在70后新行长关文杰终于揭开面纱之后，新的“李-关配”能否带领华夏银行彻底摆脱不良资产的“泥潭”，市场拭目以待。
李民吉和华夏银行，能赢得这场对不良资产“宣战”的最后胜利吗？欢迎入群，互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