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收和净利连续三年明显下滑的背景下，浦发银行迎来重大人事变动。
浦发银行近日发布了多项涉及高管人事变动的公告。公告显示，因工作调动原因，郑杨辞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潘卫东辞去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根据有关规定，上述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同时，浦发银行董事会同意提名公司党委书记张为忠、党委副书记赵万兵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董事任职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同意聘任康杰为公司副行长，其副行长任职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
公告还称，在新任董事长任职前，由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刘以研履行相关职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亦由刘以研主持。
近期发布的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浦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912.3亿元，同比减少74.14亿元，下降7.5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38亿元，同比减少70.36亿元，下降23.32%，营收、净利润降幅较前两年明显增大。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此前公告，潘卫东本应出席该行9月7日的业绩说明会，但在实际业绩会中却并未出现。
建行公司业务总监成新掌门人
此番公告的新任党委书记张为忠、党委副书记赵万兵，以及拟任副行长康杰均为空降。
公开资料显示，浦发银行新掌门张为忠是一名建设银行老将，在建设银行有28年任职经历，此前担任建设银行公司业务总监。自1995年9月调入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曾任大连市分行办公室主任、开发区分行行长、大连市分行总审计师、内蒙古分行总审计师、湖北省分行副行长等职。后又担任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建设银行公司业务总监等职。
新任党委副书记赵万兵此前为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有丰富的金融监管部门从业经历。他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组织处（宣传处、统战处）处长，上海市金融办金融稳定处处长，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
拟任副行长康杰此前担任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早年曾在上海农商银行工作。康杰出生于1979年，曾任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团委副书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团委书记（副总经理级），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青浦支行副行长，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黄浦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黄浦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对于原浦发银行董事长郑杨、原浦发银行行长潘卫东，浦发银行公告提到，对他们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为公司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表示，郑杨、潘卫东已确认与该公司董事会之间无意见分歧，但公告并未透露二人去向。
据媒体报道，郑杨将调任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潘卫东将调任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副总裁。
连续多年营收、净利双下滑
在业绩方面，浦发银行近年来营收和净利呈现明显下滑趋势。
今年上半年，浦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912.3亿元，同比减少74.14亿元，下降7.5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38亿元，同比减少70.36亿元，下降23.32%。营收、净利润降幅较前两年明显增大，且两项指标均在股份行中排名垫底。
2021年和2022年年度，该行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增速同样均为负值。2022年营收1886.22亿元，同比下降1.24%；归母净利润511.71亿元，同比下降3.46%；在诸多股份制银行净利润录得两位增长的2021年，该行营收1909.82亿元，同比下降2.75%，归母净利润530.03 亿元，同比下降9.12%。
中报显示，净利息收入的下滑是拖累该行营收表现的主要因素。上半年浦发银行营收912.3亿，同比下降7.52%；净利息收入604.28亿，同比下降12.02%；净息差1.56%，已经远低于人民银行审慎经营规范的净息差1.8%。
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的萎缩、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的抬升，共同挤压了该行的净息差空间。上半年浦发银行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为3.88%，下降15个基点；平均成本率2.35%，上升11个基点。与招行相比，浦发银行的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高出5个基点，但平均成本率却高出了74个基点。
而平均成本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存款端成本的压力。港行上半年客户存款平均成本率2.19%，同比上升13个基点，主要是因为定期存款增速较快，零售客户和公司客户的定期存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了32.21%和7.79%。
此外，该行的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收入139.62亿，同比下降8.63%。其中，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收入同比下滑57.39%。
9月7日，浦发银行参加2023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浦发银行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谢伟在互动平台向投资者回应上半年营收、归母净利“双降”原因。
谢伟表示，今年公司业绩表现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受到资产重定价、市场利率下行、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从内部因素而言，公司仍处于业务结构调整的转型期，主动压缩了部分高收益业务，带来了一定阶段性收益缺口；同时客户经营模式正在加快重塑，经营成效尚待显现。此外，公司风险成本依旧较高，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压力依旧较大，公司审慎性地加大了拨备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