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专家谈谈本次全球近视防控高峰论坛与中国经验分享会的意义，以及回答各位媒体朋友关心的问题。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将要接受采访的专家：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集团总院长、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近视防控与诊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团长瞿佳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Ian Morgan教授，大家对他不一定那么熟悉，但一定听说过“增加有效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这一方法，他是这一方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副总裁、爱尔眼视光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爱尔眼科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也是第19届世界近视眼大会的主席，杨智宽教授；
大会组织方之一、国际防盲组织西太平洋区主席Amanda Davis博士。
现在请媒体朋友开始提问。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瞿教授您作为国家眼耳鼻喉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眼视光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学生、学校、家庭三方面主体是否有更好的建议，从科普、预防、提升、认知到最后的解决方案？
瞿佳：近视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这些年早发、高发已经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现象，所以总书记批示国家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八部委发布了《近视防控的实施方案》。6年多来，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强有力的近视防控工作的推进。从今天的会议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近视防控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引以为自豪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状依然很令人担忧，尤其是面对近视的高发与早发趋势。
目前，我们依据国家战略部署，一方面，我们要把近视防控作为国家战略全面启动，这要求孩子、家长、政府、学校及卫生系统这五大主体紧密协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五方协同的防控格局。
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地改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只讲智育的情况，强调全方位素质的提升。所以总书记很关心小眼球、小胖墩、小驼背、小心眼，甚至我们的足球为什么踢不出亚洲，就是因为我们生活方式、学习行为出了偏差，只有一条道往前走。
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融合体育课在内，力求实现“一增一减”的目标：即增加课外活动、户外探索与体育运动的时间，同时减少近距离用眼负担。得益于我们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学校的坚决执行，这些举措正稳步向前推进，并已初见成效。
很多人想问，除了户外活动，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把教室改造了，但是孩子们需要读书，近距离工作依然很多。面对电子产品的现代化生活常态，我们还有没有办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科学家与医生团队正积极探索多元化解决方案，比如低浓度阿托品、离焦眼镜、OK镜等光学矫正产品，以及创新的数字离焦技术和视觉训练方案等，致力于控制近视的发生，并在近视发生后有效减缓它的进展。
现在我们又提出来“近视防控必须抓早、抓小”的重要性，特别关注0-6岁，尤其是3-6岁儿童的视力健康，要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相信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有效控制近视的高发和早发趋势，特别是高度近视的发病率。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第十九届近视眼大会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天，其作为专门针对近视方面的大会大众关注度都非常高，请杨教授介绍一下大会的进展情况以及有哪些成果体现？
杨智宽：这两天应该叫做Pre-IMC，就是世界近视眼大会在长沙举办的两天，包括今天上午的国际防盲组织的会议。
后面正式的IMC将于25号上午在三亚举行，为期三天半，涵盖9个主题特邀论坛、11场自由发言、400多篇海报展示，吸引了1000多名参会者，其中超过500人为海外专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国内领先的眼科医疗机构，请问爱尔眼科在这一领域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和优势？
杨智宽：爱尔眼科是具有全球规模的大型眼科医疗连锁机构，旗下品牌医院、眼科中心及诊所在全球范围内共有800多家，遍布了亚、欧、美三大洲。现在中央也开放了外资、独资医院在中国开设，那民营在中国眼科领域的发展不外乎几个方面：
第一，模式创新，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现在看眼科不难了，这应该离不开民营眼科的贡献。今后外资放开后，能否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值得关注，我觉得模式推广的意义是很大的。
其次，人才培养。爱尔眼科是民营眼科医疗机构，人才培养原来是我们的弱项，反而我们知道自己弱就加强这块，来推动整个人才的提升，这几年爱尔人才培养工作得到极大提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特点。
第三，设备引进。从科研的条件上来讲，我们使用的是最好的设备，并且愿意在科学研究以及产品转化上大量投入。我们的科研，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帮助满足临床需求。这也是我们为中国眼科所做的一些贡献。
最后，公益项目。这么多年，我们连续三届获得中华慈善奖，这是我国公益慈善系统中的最高奖项，这与我们做了大量的公益项目离不开关系。截至2023年底，爱尔眼科已支持公益项目700余项；公益足迹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公益性捐赠达3.86亿元；历年累计实施公益救助约150万例；眼健康义诊和科普宣教惠及近2亿人次。
所以这四个方面综合起来来讲，我想可能是我们对中国眼科一些小小的贡献。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除了政府的集中采购以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创新的途径或模式让患者可以更加便捷获得最新、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瞿佳：这个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方便、省钱，又能得到有效的产品。中国的医疗改革在不断往前推进，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开始进行集采，也是为了降低价格。
中国科技创新又有新突破，比如现在华为手机的三折屏，是走在世界最前的。鉴于此，我们更应在近视防控这一关乎国民健康的领域，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产品创新、品质提升及成本优化，实现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比如我现在所在的温州，我们建立了中国“眼谷”，有25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大部分是做近视相关的产品，我们希望这些企业不仅能在近视矫正器械、预防药品等方面走在世界前沿，更能在技术创新与实用性上树立标杆。同时，由于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大，人口特别多，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把价格也降下来，把利让给老百姓。现在爱尔在长沙也建设了“东方眼谷”，我觉得未来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其次，在提升医疗服务便利性方面，正如杨教授所提及的爱尔眼科与温州医科大学等机构的共同努力，我们正积极探索并构建一种全新的模式，让老百姓更容易获得优质的医疗。所以我们开设视光诊所、视光中心，深入社区；在中大城市建医院，完善四级、五级的诊疗体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的医疗资源。
偏远的地区怎么办？现在我们也有远程医疗，可以做到让长沙的医生，为新疆、西藏高原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依托国家强大的快递物流网络，确保近视防控产品能够迅速送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不断努力创新、优化服务模式的动力源泉。
封面新闻：我想请问一下国际防盲组织Amanda Davis博士，请问您对本次世界近视眼大会的看法是什么？
Amanda Davis：感谢你的提问，本次大会汇聚了全球行业专家，通过循证医学推动近视防控的发展。我认为这次大会对我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也期待本次大会的科研成果和展示，能够进一步推动近视预防、近视控制等概念的普及。
本次大会，融合了社会和个人视角，我非常开心我能听到来自近视眼领域的从业者、临床医生和专家的各种想法，相互碰撞交流。我也非常荣幸能看到中国在近视防控领域，引领其他国家。我也将把这些宝贵的讯息和灵感，融入到我后续的工作中去。
封面新闻：请问国际防盲组织IAPB下一步将如何利用本次峰会达成共识？
Amanda Davis：谢谢你的提问，我们希望进一步累积并丰富现有数据，将其转化为强有力的循证资料，以推动近视防控领域的预防策略与干预措施的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也是实现近视防控目标的关键所在。
同时，我们深刻认识到提升社会各界的认知与意识的重要性，包括政府、家庭及个人层面。下一步，我们也希望持续推动这一进程。
上游新闻：想问一下杨教授，家长作为非专业人士，所以对小孩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帮助孩子进行有效地预防近视？
杨智宽：这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个“P”其实是指“Parents家长”，因为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是最长的，家长如果不管孩子的近视，仅仅依靠学校和医生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
家长在孩子近视上有哪些误区？我认为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漠不关心的家长，他觉得近视眼不是一个问题，配个眼镜就行了，成年后做个激光手术就行了，这是一类家长。
第二类，太焦虑的家长，病急乱投医的，到外面做按摩等不科学的东西。
我的建议就是刚才瞿院长讲的“一增一减”是关键，要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持续的近距离工作，刚才我们开会也讨论了，全球性价比最好的预防近视的方法就是outdoor activities——户外活动。每年国家爱眼日都强调“沐浴阳光，预防近视”，这正是对家长知识普及的重要一环。
此外，我还是建议初次配眼镜，一定要去正规医疗机构，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副合适的眼镜，更重要的是进行全面的近视管理。近视防控已超越了单纯的屈光矫正范畴，它需要正规医疗机构采取科学、系统的管理方法来控制近视的发展。这是我的建议，谢谢！
上游新闻：爱尔眼科在近视防控新型诊疗手段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杨智宽：不敢说是突破，但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我们推出了全球领先的可穿戴设备，用于客观记录孩子的用眼行为。这一技术已历经十余年研发与优化，能够精准监测孩子看书的距离、时长、光照环境以及每天的有效户外暴露时间。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进行了三次大收据的分析与分享。
第二，我们研发了预防近视的产品，特别是在孩子尚未近视但远视储备不足、处于近视前期的阶段。不是说让未近视的孩子戴眼镜打篮球，而是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配戴，从而有效预防近视的发生。经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这款眼镜在预防近视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第三，我们成功研发出了一台周边屈光度测量仪器，以前验光只是点对点，测黄斑中心凹的屈光度。现在能够把周边视网膜50度范围内的屈光度检测出来，如果配合患者的不同注视角度，检测范围还可以扩大到100度，从而能够生成一个屈光度的三维地形图出来，这也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做出来的，今年也拿到湖南省创新医疗器械分类界定，预计今年年底会上市。
最后，还有0.05%浓度的阿托品这一重要应用。目前，中国FDA批准的阿托品浓度为0.01%，这一浓度在近视防控中已展现出一定的效果。然而，我们集团早在三年前就研发出了0.05%浓度的阿托品院内制剂，这一浓度在控制眼轴增长方面表现出了更为确切的效果。
红网：我想提问来自澳大利亚的Ian Morgan教授，首先想问一下您如何评价中国“双减”政策？
IanMorgan：关于“双减”政策对近视防控的影响，目前确实还难以立即给出全面评价，因为这需要较长时间的数据积累和观察分析，可能需要5至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全面评估其效果。
虽然政策初衷并非直接针对近视问题，但它确实触及到了近视防控的两个核心要素：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和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因此，“双减”政策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控制校外培训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近视防控也具有潜在的正面影响。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除了眼科结果的监测外，中长期教育效果的监测同样重要。减少学生在校作业时间、增加户外锻炼，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某些教育成果的显现，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索精神和综合素质，使他们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学习者。
红网：如果让您选择一项中国的近视防控策略推广到其他国家的话，您会选择哪一项，为什么？
IanMorgan：如果让我选择一项中国的近视防控策略推广到其他国家，我会选择“在校学习期间以及早期学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教育压力，增加户外活动和探索性学习”这一策略。这一策略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户外活动和寓教于乐的学习，从而有效预防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此外，我认为学校层面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相比家长而言，学校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能够更全面、更系统地推动这一策略的实施。
如果这一举措能够顺利实施并产生积极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考虑将其拓展至整个小学阶段。通过减少学生的学业负担，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我们有望显著降低近视的发病率。一旦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高中阶段或许就不再需要过多的近视防控干预措施。
沈阳日报指尖新闻：杨教授您好，有两个问题想向您探讨一下：第一，当前国际国内近视眼发病趋势是什么样的，爱尔眼科有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杨智宽：近视眼的趋势确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的近视率达到了53.6%，但到2022年，这一数字下降了1.7%，降至51.9%。这一官方数据的公布，显示了中国在近视防控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效。
近视在国家层面的发生呈现三大特点：
第一，高发。近视儿童青少年中超过其总数的一半。
第二，早发。近视发病年龄显著提前，从过去的初高中提前至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
第三，重度化。高度近视的比例逐年上升。
我们在近视防控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围绕预防、诊疗、新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科普、公益、慈善这几个方面全面开展，谢谢！
沈阳日报指尖新闻：这次峰会我们预期会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这些成果对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改变？
杨智宽：世界近视眼大会历经60年，本次爱尔眼科作为第19届大会的举办方，精心打造了一个纯粹而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平等地分享知识、深入交流。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积极组织力量，将会议中的精华知识与宝贵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国内外同行，以促进近视眼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新京报：为了进一步抓好青少年儿童近视眼防控的工作，您觉得我们应该加强什么？是降低近视产品的费用，还是继续加强近视科普的宣传工作，或者还有其他方面？
瞿佳：近视防控需要多管齐下，我们前面也都说了，最最重要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学习行为，也就是“一增一减”，增加户外活动，每天保证2小时，操场上要跑起来，如果跑起来近视率肯定会下降。
还有控制、引导电子产品的正确使用，越小的孩子越不能过多使用电子产品。还要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减少近距离用眼，避免过早消耗远视储备。因为，当远视储备耗尽，孩子就容易从远视状态转变为近视。
另外很多的家长也说，现在不卷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近视防控方法，包括开发先进的器具、用品，实施科学的视觉训练，以及研发有效的药品等。但近视非常复杂，其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们需持续努力，深入研究。
当然要全民要一起行动起来，家长、长辈、学校老师等社会各界都应增强对近视的认识，了解其危害远不止于配戴眼镜。当然科普宣传也很重要，引导大家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科普工作必须走在前列。
新京报：中国在具体执行近视眼防控政策的时候，有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吗？
瞿佳：困难、挑战有很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近视的发生与发展机理尚未完全明晰。尽管我们已知环境因素如近距离用眼和电子产品使用对近视有显著影响，但眼内及脑内的具体机制仍需深入探究。所以国家需加大科研投入，联合全球研究者共同攻克这一难题，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防控策略。
第二个挑战，社会观念与教育模式需转变。要改变“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唯有读书高”“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观点。我们需倡导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鼓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从而有效遏制近视的蔓延。
新快报：我想问一下Amanda Davis，中国是一个近视眼大国，您觉得中国一些近视眼防控经验最让您记忆深刻或者最值得推荐的是哪些举措？
Amanda Davis：我觉得像刚才Ian Morgan提到的，第一，中国非常重视青少年儿童早期的近视预防意识。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对近视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前瞻性，这样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国很重视近视作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疾病。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持续的研究、教育和干预措施，努力控制近视的发病率和进展。
我认为这是两个比较核心、最值得推荐的举措。
新快报：我们看到近视防控中爱尔眼科做了很多，比如推出“云夹”，还有昨天推出的“小青葵”，对很多少儿家长来说是眼前一亮的东西。未来爱尔眼科会在这方面，也就是在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所谓近视防控的家长们，这种接地气的产品以后会推出更多吗？会有更多的计划吗？
杨智宽：会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我们可能需要开发基于科学原理的近视防控产品，比如“云夹”“小青葵”，可能还有光照环境改变方面的产品，还有瞿教授讲过近视眼和认知这块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
第二，我们所有近视防控的产品一定要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我们要做科学研究，通过RCT研究或真实世界研究等科学方法，确保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不是我们想一个东西就来拿出来用，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
红星新闻：想问Ian Morgan，从您的角度看全球近视防控体系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IanMorgan：首先，要普及标准临床实践。无论近视的普遍程度如何，都应将现有的有效控制近视进展的方法纳入标准临床实践中。包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加强近视相关的宣传与教育，以及在学校定期地进行视力筛查。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如推广学校筛查，已展现出显著成效，我们也正在推广。
其次，要建立系统性筛查与转诊机制。学校筛查和有效的转诊流程，是近视防控中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它能够及时发现并干预近视问题，从而有效控制其发展。
最后，从学校层面的综合预防措施：面对近视发病率的潜在增长，学校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从整体上推进近视防控工作。
红星新闻：昨天杨智宽教授在演讲中也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想关心一下医务工作者在近视防控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还有什么局限性吗？
杨智宽：我们强调家庭并不是只有家庭才做近视防控，近视防控是五位一体的，需要学生、家庭、教育机构、医务工作者、公益慈善等等一起来做。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认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外乎两方面：
第一，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提供适合其个体情况的诊疗技术至关重要。每位患者的近视状况、眼球结构及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有的人适合微透镜眼镜，有的人适合角膜塑形镜（OK镜），有的人需要结合使用阿托品等药物治疗。医生要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觉得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是科普，要走到学校、社区去讲科普，把近视眼发生、发展、预防控制的知识传播出去，我觉得做这两点就行了。
当然，有的医生可能是科研工作者，还可以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创新，为近视防控领域带来新的技术和产品，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做的。
南方都市报：请教一下瞿佳教授，因为现在都在强调一个疾病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于近视尤其接受过近视矫正手术的人群，我们眼科专家将怎么样对他们进行全生命周期近视或者眼健康方面管理？
瞿佳：为什么讲近视是全生命周期管理？一旦发生了近视，如果未及时控制，有可能成为高度近视，比如，高度近视600度，眼轴明显变长，就有可能到病理性近视或者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
在中国，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已成为导致盲和视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严重性不容忽视。
在高度近视出现并发症不仅是视网膜脱落，他们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病率也都远高于普通人，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全眼球病。特别是那些进入了高度近视范畴的人群，必须实施严格的年度复查制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潜在的并发症迹象，如散光度数增加、视野缺损、飞蚊症加剧等。
所以我们认为一旦进入高度近视或者病理性近视，那就成为全眼球的病，需要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我们一直在强调千万不要以为近视就是戴一副眼镜，因为度数基数大了、发病率早了，高度近视患者就会增多。现在很多地方调查高三学生高度近视比例已经达到20%以上，我们更应该提高警惕，重视近视放空工作。
南方都市报：近视作为一种疾病，它有没有一种更为简单、时效性强和更深入人心的应急预防的方案。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新的预防手段，参考以往爱尔眼科推出类似的产品预防手段的可及性怎么样，下一步爱尔眼科会怎么提升现有验证有效预防手段的可及性？
杨智宽：近视作为一种疾病，其数据管理与信息发布已由国家疾控局正式承担，这充分确认了近视的医学属性。
实际上近视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防，一个是控。首先，没有近视的人群怎么样让他不成为近视，降低整个人群的发病率。第二是控，已经近视的人群，不要成为高度近视；已经高度近视的人群，不要发生高度近视的并发症，这是总体的策略。
个性化诊疗方案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光学方法，也是最主要的方法，例如：框架眼镜、角膜接触镜、RGP等等。第二类：药物，如国家批准的0.01%浓度阿托品。第三类：手术，特指那些旨在阻止近视加深的手术，而非普通的屈光手术。
目前就是这几个方面，我相信随着科技、材料、药物等等的进展，可能新的技术还会出现，爱尔眼科也会关注科技的进步，结合临床需求不断加紧对近视眼的研发。
华夏时报：请问杨智宽教授，作为眼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如何看待当前全球近视防控的形势？上午刚刚召开的全球近视防控高峰论坛，对于推动全球近视防控工作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杨智宽：近视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不仅局限于中国，还广泛影响着世界各大洲。随着视觉环境的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近距离物体和电子产品，近视率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上升。中国因人口众多、发病率高而尤为显著，但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也同样面临严峻形势。此外，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国的近视数据也显示出较过去显著增加的趋势。
本次会议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而召开，我们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视眼研究专家、学者、临床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产业界的代表。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深入探讨近视的成因、发展趋势及防控策略，携手寻找解决近视问题的有效方案。
主持人：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