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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勇谈经济 作者：周天勇

　　笔者按：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四。

　　周天勇

　　一、冷静下来思考重投资建设的发展模式

　　从未来拉动经济增长需求的条件来看，由于出口需求不确定性很大，并且以此为主也不符合富民之道，而国内需求中的住宅供给已经饱和，购房支出需求大概率会急剧下降，因此，居民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能不能回升和替代成了主要问题。从深层次和综合性的考量来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持续降低减弱？由于二元体制经济，我们在资源配置、商品用途、收入分配、投资去向和消费比重方面发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重视政府收入的集中和增长，忽视居民收入分配和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税制不完善和财政地方包干制，使得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双双过低。后来通过利改税以及增值税中央高与地方低分成等体制的改革，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后来又出现GDP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趋势，成为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1]

　　第二，重视向外出口创汇及需求，忽视国内居民的消费和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工业装备、生产原料、制成品和平衡服务贸易逆差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外汇。另一方面，出口品生产使用了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增加值，国际市场开拓则扩大了中国生产增长需求。然而，出口生产的增值退税，财政收入减少、国内生产产品成本相对较高，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产品比国内生产销售产品便宜。[2]因此，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压抑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

　　第三，重视城市和建设，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忽视居民收入分配、支出去向及消费的能力。进入21世纪后，各地加快了城市、二三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等面积扩大及其公共设施建设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力度。[3]从资金来源方面讲，政府以零价格从农村城郊征收巨量的土地，转移了农民本应得到的一部分收入；而土地的竞价出让和高房价，又使地方政府及通过一条渠道供应居民住宅的房地产商过多转移了购房居民的收入，这就从城乡两个方面影响和挤压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4]

　　第四，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及涉及领域方面出现诸多失衡。由于在二元体制中，计划和行政的力量较强，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往往被忽视，投资需求侧失衡表现在：重视政府主导的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忽视民间制造业投资；重视国有企业投资，忽视民营经济投资；重视上游产业和重工业化投资（盈利的国有企业一般在资源、原料、能源和国防等工业和供应领域），忽视竞争性制造业装备和服务居民生活的制造业投资。在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失衡表现在：重视政府、事业及国企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和消费，轻民生转移支付，忽视居民的收入及消费。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不论中国建设多大规模的城市、多少园林和城市公共设施、多少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果全国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城市里没有相应多的市民，加上农村居民收入很低，购买需求较弱，出行需要不多，都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萧条的城市、人群稀少的街道、车辆稀少的高速、乘客稀少的高铁、游客稀少的旅游地、开工率不足的工厂和产品积压的仓库。同时，如果产品不能更多地出口，没有很多的国外游客入境，那么重投资建设、轻生活消费，以此将城市、交通、产出能力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好初衷的后果，却是生产严重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

　　二、收入消费下行为何还能跨世纪高增长20年

　　持续推进出口导向和房地产动力，给20世纪90年代最后10年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其动能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逐步衰减，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始，居民收入及其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已经不能替代和弥补出口和房地产需求回落，使增长速度放缓凸显了出来。

　　1981~199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6.48%和48.24%，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34%。改革开放初的1978~1990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44.74%和43.06%。80年代初各方面的改革快速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的1983年分别达到62.45%和52.01%。

　　1991~200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降到了47.22%和38.68%，比上个10年分别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为10.45%。20世纪90年代中，国际上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内居民需求相对收缩，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时间不长的缺乏动能的阶段。

　　对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下降的替代因素主要有，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城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分流、推进税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地方土地有偿出让财政、个体户工商和市场管理费提高、鼓励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发展等改革和发展举措，政府和企业资本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虽然占GDP比重下降，但是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日韩新对华和中国台港澳企业直接投资需求大幅度扩张，这对居民需求水平下降可能波及增长速度放缓实现了强有力的替代。

　　2001~201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继续下降，分别为44.13%和34.06%，比上个10年分别下降3.09个和4.62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平均还是10.55%。

　　那么，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在第二个10年中继续下降的状况下，为什么经济还是强劲增长？主要的需求替代为，一是出口需求占GDP水平上升。1991~2000年，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为18.16%，2001年加入WTO后的第一个10年中出口占GDP比重上升到27.78%，其中最高的2006年为35.36%。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产品，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减弱的部分，被国际购买需求增加所平衡。

　　二是城镇居民原来消费支出需求，一部分被需要购置住宅支出形成的需求所替代。1998~2000年3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城镇居民居住从无偿分配向购买商品住宅转变。2001~2010年，居民除了一般消费支出外，用于购买住宅的支出平均占GDP的7.13%。因而，国内经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被出口需求强劲和购买住宅需求所弥补，GDP还是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态势。

　　三、世纪第2个10年显现出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和政府福利占GDP比重标准值看，据OECD数据，2021年德国、法国、英国、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和越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为75.29%。[5]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这些国家加印度、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加权平均为61.33%；2020年除了印度和越南数据缺失外，这些国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简单加权为22.25%。[6]而1981-2021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加权法计算的居民人均支配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57.37和51.93%。[7]

　　前面已经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下降，一直到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还处于高增长，是因为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民营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扩大，与世纪交替前后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和加入WTO两个阶段的重大需求动力所支撑。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放缓，出口导向需求减弱，城镇住宅购买需求放缓，使得长期积累的居民收入和需求占GDP比例低，其单一动能不能支撑住增长速度的深层次问题凸显了出来。

　　生产严重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从2011年以后跌入8%高速增长以下，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标准值设为55%，将居民消费加政府民生转移占GDP比重设为标准值，考虑中国国情放低到57%左右，以（8）式计算。2011~2022年，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04%、30.36%和12.69%。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居民消费和居民各类储蓄投资等总需求，其按照设定的最低水平差值比较，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边际数量收缩率影响增长率损失分别为1.94%和0.93%，从需求侧造成了年均GDP名义增长损失2.87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损失年均为2.1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2012~2022年GDP年均增长为6.37%，如果没有上述影响居民收入消费及投资的体制性扭曲，则在这11年间，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应当为8.49%。而韩国2003年和中国台湾地区1998年从8%速度跌下时的人均GDP分别为12094美元和14048美元，高增长时间分别持续了43年和48年。中国大陆2012年从8%高速度跌下时的人均GDP为5447美元，高增长时间为33年，相比缩短了10年。其原因是，即使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韩国1975~200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平均分别为66.3%和55.6%，中国台湾1981~1997年间，平均分别为57.6%和50.8%。与之相比，中国大陆发生了与工业化进程正常变化规律不同的逐年深度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中国生产过剩的主要矛盾是国内居民收入决定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相对供给能力较弱。是“人口—生产—资产—分配—收入—消费—投资”流程被体制所梗塞原因，从需求侧形成了对增长动力的压抑。

　　[1]OECD组织数据库：data.oecd.org．

　　[2]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cn．

　　[3]数据来源于中国台湾地区统计局、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央行和世界银行等数据库。

　　[4]参见吴园林：《财政改革的双向运动：中国财政分权二十年》，《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第86-93页。

　　[5]张燕生：《新中国70年对外经济贸易的转型发展》，《全球化》2019年第11期，第5-21页、第133页。

　　[6]参见杨坚白：《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经济研究》，1961年第12期，第11-21页；同上书（下），《经济研究》，1962年第1期，第10-21页。

　　[7]参见赵燕菁：《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摘于笔者2022年《现代经济探讨》第7期“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的稳定增长的展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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