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作业本
核心观点：
每次当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和困难时，特别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总是会有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派认为当前政策的重心应该尽快恢复总需求的平衡，想办法去扩大总需求，去恢复总量平衡。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既解决短期问题，也为长期更强劲的增长奠定基础。
总量平衡派认为，追求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至少相互独立，甚至相互促进，至少绝不是相互妨碍，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管总量，你管结构，各管各的。 而反对派会非常担心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用老话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总量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会丧失或者是缺乏进行结构改革的勇气和动力。但是当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困难的局面会逼迫他们在结构上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高善文认为，每次总需求不足，（好比救治病人）在症状上可能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病灶”未必一样。
如果我们深入的去观察中国，从总量到结构，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数据，（会发现）中国当前总需求不足背后所蕴含的结构性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病灶”是在过去前所未见的，这些前所未见的特征表明我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病灶”，这些前所未见的“病灶”需要前所未见的应对政策。
7月24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分享了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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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平衡阵营强调：扩大总需求
每次当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和困难时，特别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总是会有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派认为当前政策的重心应该尽快恢复总需求的平衡，想办法去扩大总需求，去恢复总量平衡。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既解决短期问题，也为长期更强劲的增长奠定基础。
实际上，日本在90年代以后，每一次出现政策争论时，总是有这两种观点，一种要恢复总量的平衡，另一种要推进结构的改革。
在我们过去很多年的政策争论中，自90年代以来，当宏观经济出现困难局面，所有观点大致也可以分开进入这两个不同的、看上去相互对立的阵营。
强调总量平衡的阵营的基本的想法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总量是一个目标，结构改革是一个目标，政府可以有两个目标，为了追求两个目标，可以有两个政策。
总量调控部门就负责总量平衡，结构改革跟你没关系。国家发改委，原来的体改委，还有其他部门，负责结构改革就去做结构改革的措施。我们有几个目标，就有几个相对应的政策手段。
所以，作为总量部门，优先恢复总量平衡，不反对，甚至支持结构改革，但重心任务仍是恢复总量平衡。这个看上去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受到了侧重于总量研究的宏观经济研究者的普遍赞同。
通常，人们还会以美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或者是失败教训来进一步佐证观点，这些论证都非常有说服力。在现在的局面下，很多从事总量研究的人反复呼吁，在总量层面上采取更加积极和扩张性的政策。
从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这样的想法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追求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至少相互独立，甚至相互促进，至少绝不是相互妨碍。“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管总量，你管结构，各管各的。
反对派支持：用困难局面倒逼结构改革
对于反对派来说，这一假设前提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技术上思考，会非常担心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相互排斥、相互冲突。
相互排斥和相互冲突非常简单的理由在于，用中国的老话说，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当完全依靠总量，但总量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会丧失或者是缺乏进行结构改革的勇气和动力。
但是当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就业和物价都出问题了，经济增长也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困难的局面会逼迫他们在结构上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反而为长期争取较好的局面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而问题在于，现实政治经济条件下，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在一些制度下，可能相互促进，至少相互独立。在另外一些制度背景下，就是相互冲突、相互抵制、相互矛盾的关系。
从中国历史上看，现实存在这种风险。如果总量问题都很好，通货膨胀和增长都很好，政府部门确实缺乏足够的勇气、动力和压力去采取很多不受欢迎的结构改革。
中国过去非常重要的结构改革，恰恰都是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1998年前后中国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但是加入WTO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以及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改革，这些重大决策都是在那时做出来的。
如果经济像之前一样，什么都很好，即便有部分主张改革的官员做出这样的呼吁，政治上未必能有足够多的支持，能够下这样的决心去砸破铁饭碗和开放市场。
回顾过去10多年，中国再次遭遇长期经济下行、阶段性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在应对层面上总量政策相对较多，结构政策相对较少。长期的结果就是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杠杆越来越高，经济运行效率似乎在下降，（经济）新的增长点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对于这派人来说，觉得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刚好能倒逼一下，用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在政治经济上去迫使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在结构改革上去下决心去想办法，几年以后未必不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对支持结构改革而相对忽视总量改革的人，我认为他们背后基本逻辑的区别在于方法论。我们如何看待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上是相互排斥，相互促进，还是相互独立，而这个跟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有关。
美国的结构改革和总量目标完全可以相互独立。美联储什么都不管，就管总量目标，国会、各个监管部门、州政府去管结构目标，这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这样运行的，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跟我们运行的方式也不见得一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
1978年、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因为当时经济一片大好，而是当时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部分学者来讲，现在经济困难不够困难，应该让它变得更困难一些，改革的动力才会更大。
这种观点不是因为他们在技术分析上有多大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政治经济过程的观察，而这个观察用国际经验不见得具有普适性。
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找到“病灶”
医生给人看病时会先看体温，如果高烧，那就马上先去降温，完了以后再去查明原因。高烧是一个症状，但是导致高烧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所以，同样针对高烧，并不是说一退烧问题就解决了，必须找到病症，然后针对这个病症来想办法。
同样的，物价增速不高、经济增速不高，这是症状，有了这个症状去把总需求扩张起来，利率降下来，完全基于这些的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深入的去研究“病灶”在哪里，只有找到了“病灶”才可能解决问题。
每次总需求不足，在症状上可能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病灶”未必一样。而对于今年二季度以来，突出表现出来的总需求相对偏弱的局面，我认为大家对“病灶”的分析还是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仔细研究的地方。
我提三个层面的观察，供大家思考：
一是我国16岁到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创了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并且7月份有可能继续上升。但是我想补充另外一个事实，今年6月份，25岁到59岁人口失业率创了历史新低，是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25岁到59岁人口的总量肯定比16岁到24岁要大得多，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失业率创了历史新低，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简单地讨论失业率在现在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完整的。很多人只讲青年失业率高，为什么不讲中年以上的人的失业率创了历史新低呢？完全基于总需求不足是不容易解释的，所以找“病灶”很重要。
二是当前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显著高于全国的失业率。数据记录历史上，中国31个大城市失业率都低于全国的失业率，因为全国的失业率包括了大量中小城市的数据，这个在疫情以前要也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但是现在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显著高于全国的失业率。
基于现有数据做推断，目前没有更多数据，只能做大致合理假设，即中国现在31个城市以外的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或者比疫情之前还要低一些。如果以2019年的失业率为基准，现在中国中小城市失业率已经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而31个大城市失业率则显著高于疫情之前。
如此大的结构分化，简单用总需求不足不能很好的解释，那么基于总需求不足的判断所提出的政策需要足够稳健。
三是中国现在外出打工农民工数量的增长相对现在总需求而言显著偏高。相对现在的经济增速，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推算出合理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数量，以这个数量为基础，实际外出打工农民工数量的偏差应该超出两个标准差，不像是随机扰动。
那么大家会说这个数据也许有问题，我们看另外一个数据，大量蓝领和白领每周工作时间。基于调查数据，所有层面上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相对疫情之前都显著延长，这个也不是用总需求不足能解释的。为什么他工作都没活干，工作时间比以前还更长了？
所有这些特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完全基于对总量数据的分析，而不深入去分析“病灶”的话，我们应对的政策未必恰当。我们政策应对如果不去进一步思考现在面对的政治经济过程，那么也同样非常危险。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深入的去观察中国，从总量到结构，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数据，（会发现）中国当前总需求不足背后所蕴含的结构性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病灶”是在过去前所未见的，这些前所未见的特征表明我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病灶”，这些前所未见的“病灶”需要前所未见的应对政策。
(来源于:查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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