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全国各省份接连发布了一季度地方消费市场的表现情况，整体呈现显著回暖趋势。从此前发布数据看，我国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其中餐饮消费大幅增长，商品零售增速不高。这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恢复对稳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扩大消费的空间还没有被充分打开。长期而言，消费的增长幅度最终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为此笔者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通过扩大就业来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尽管今年以来就业形势稳中有升，但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其中年轻人就业情况最受人关注。目前来看，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来自民营企业，因此要改善民企的营商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民企的投资意愿。

　　第二，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分配制度改革要向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者适当倾斜。从国际维度上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偏低，今后要加大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支付的力度。过去，为了让企业减负并扩大投资意愿，我国政府部门的收入向企业部门转移偏多，公共消费偏少。今后，政府应该向居民部门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如继续加大社保方面的投入、增加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规模等。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进一步减轻居民养老、医疗等支出负担，才能让居民消费底气增强。

　　此外，建议从中央财政层面向占我国人口60%的中低收入家庭定向发放消费券。疫情期间，国内多个城市发放了消费券，虽规模不大，但乘数效应非常明显。通过在全国层面定向发放消费券，可以间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一般估计如果发1000亿元消费券，大约可以产生3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额。之所以希望能够从中央财政层面发放消费券，是因为过去地方政府发放的各种消费券规模不大，且往往有特定消费用途，导致对消费总体拉动作用不大。

　　第三，想方设法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底气。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是房地产业和出口贸易，但近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去年以来，居民部门的银行存款大幅增加，仅今年一季度就增加了近10万亿元，说明受疫情“疤痕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都趋于保守。为此，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也要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由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获得财产性收入。

　　这就需要政策更多地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此外也要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

　　第四，营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提高消费满意度，是间接增收入、促消费的重要方式。我国的服务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美国的服务消费通常占私人总消费的三分之二，我国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多些，因此需要采取多重举措来发展服务消费，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如加快发展快递物流和农村电商，加大社区养老、托幼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提倡发展以生活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夜经济”，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的同时促进消费，形成“就业-消费-投资-就业”的良性循环。

　　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推动经济转型，必然需要多措并举。因此，既要加大政府在促消费方面的支出规模，又要加紧推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改革，让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合理，同时让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更合理。（作者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