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李旭 刘佳宁
提到中药老字号，“同仁堂”是典型代表之一。不过在购物网站搜索“同仁堂”，会出现“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多种选择。如今北京同仁堂早已登陆资本市场，推出了同仁堂、同仁堂国药、同仁堂科技三家上市公司。如今天津同仁堂也在资本市场的门口跃跃欲试，今年8月24日，天津同仁堂又一次更新了《招股书》，并对深交所的问询做出回复。对此，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定于8月31日召开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审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而在8月30日，深交所发布公告，上市委员会取消了天津同仁堂的上会申请。
上市之路一波三折
本次深交所创业板IPO已经不是天津同仁堂在资本市场的第一次尝试了，早在2015年12月，天津同仁堂就曾在新三板挂牌，股票简称为津同仁堂(834915.OC)，后于2017年退市，2018年开始申请上交所主板IPO，然而2019年公司的IPO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遭证监会立案调查，天津同仁堂IPO被中止。恢复审查后，天津同仁堂将审计机构变更为信永中和。2020年年底，天津同仁堂决定终止主板上市计划，撤回IPO材料。
去年6月，天津同仁堂改道申请创业板IPO；今年2月，天津同仁堂又因IPO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一度中止IPO进程。
今年8月30日，深交所发布公告称，取消审议天津同仁堂发行上市申请。
从深交所发布的公告显示，上市委只取消了天津同仁堂的上会申请，而另外两家企业正常上会，根据相关规定情形，说明取消上会原因是指天津同仁堂出现了突发情况，导致上市委无法在该次会议审核的情形。
姓名之争不容忽视
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的商标之争由来已久，就在天津同仁堂提交创业板IPO招股书之后不久的2021年8月，北京同仁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天津同仁堂，案由为“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这起诉讼曾计划在今年5月份开庭审理，但因为疫情推迟了。
对此，天津同仁堂在其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对公司字号专门进行了解释，“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太阳)”是2006年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对于商标与品牌的辨识度，同时天津同仁堂也在招股书中表示，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处方药，所以只有执业医师有选择权，而普通消费者没有选择权。也就是说，不需要普通消费者认可。
而针对深交所创业板第二轮问询，天津同仁堂回复称，在1994年被原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并于2006年被商务部认定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根据2006年商务部“中华老字号”认定公示情况，发行人的“品牌(字号)”为“天津同仁堂”。天津同仁堂依法有权使用企业名称、企业简称及字号，需变更企业名称的可能性较低；即使变更企业名称或企业名称中包含的字号，也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诉讼中发行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发生赔偿，在法院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500万元。该等赔偿金额占发行人去年净利润的比例为2.62%，占发行人去年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0.79%，本次诉讼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但是实际上证监会在2019年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中已经明确规定，“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或收入实现有重大影响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存在重大纠纷或诉讼，已经或者未来将对发行人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属于存在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因此，在商标诉讼风波尚未明确之前，对于如此明显的冲击因素，天津同仁堂应该有所考量，并应努力消除外界对公司申请上市不确定因素的疑虑。
只重营销轻视研发
据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数据显示，报告期内(2019年至2021年，下同)，公司的收入和毛利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这三款产品，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76%、86.85%和88.00%，占各期毛利总额的比重更是分别高达89.46%、91.56%和91.64%。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天津同仁堂的药品销售高度集中，抗风险性较低，但是这几年并没有看到天津同仁堂想要改善问题的动作。其招股书透露，报告期内，天津同仁堂的研发费用分别为2097.33万元、2600.11万元、3413.60万元，分别仅占其营收比重的2.82%、3.18%、3.37%。其研发人员更是仅有76人，占比13.64%。
而反观天津同仁堂的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公司市场推广费用占比分别为85.60%、90.77%和94.23%，销售费用分别是研发费用的16.65倍、16.88倍、15.43倍。明显可以看出天津同仁堂在依靠营销来推动公司发展，而这种重营销轻研发的套路难免让天津同仁堂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中日渐乏力。
不难发现，关于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侵权纠纷和销售模式、销售费用等依旧问题重重，加之自身情况被取消过会，天津同仁堂上市之路仍不明朗，羊城晚报也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