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银行可转债融资热情明显升温。据统计，2021年全年合计有5家银行披露A股可转债发行预案，拟发行规模为历年最高，达930亿元。

　　这项起源于2003年、兴起于2017年、又在2020年进入发行低谷的资本工具，何以自去年初以来重新焕发“生机”？除了银行本身的资本补充需求，还与可转债本身的特殊性分不开。

　　与其他资本工具相比，可转债转股前融资成本显著较低，转股后可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且对主体资质没有硬性约束，因此尤其受股价“破净”的银行青睐。

　　转股也是银行发行可转债的最终目的。如果未能转股，无论发行规模再大，也只有少部分能被核算成权益，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其余被计入二级资本，资本补充的质量显然低于转股后。

　　而能否最终转股有赖于正股的表现，如果正股表现一般，无法触发强赎，那后续的转股次数、转股时长往往较高。同时，银行可转债发行流程相对长，2020年以前披露预案的银行可转债项目，从董事会预案到发行公告耗时动辄1年多甚至2年以上，个别银行至今也未能完成发行。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市银行的发行意愿，尤其是急于“补血”的银行。兴业研究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直言，发行可转债比较适合资本充足水平无近忧，但有远虑，且有一定耐心的上市银行。

　　不过，去年以来，前述影响因素不断弱化。一是银行股的配置价值被重新认识，板块整体运行平稳；二是监管鼓励多渠道补充资本。借此，银行发行可转债势头“重燃”，且发行效率显著提升，最近几只上市的转债用时普遍在一年以内，甚至仅约7个月。

　　不仅“着急发”，已经完成发行的银行可转债还“着急转”，并且有了一些举措。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转债发行方和持有方对正股市值管理均有相同的迫切诉求，利益一致。

　　诚然，上市银行市值管理确有其必要性，市净率过低已经给不少银行带来股权再融资难题，进而影响其资产摆布、扩张能力，一定程度上阻碍实体经济服务。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市值管理演化为对股价的短期管理，如建行原董事长王洪章所言，市值管理是一种基于投资者长期回报来进行的管理方式。

　　作为信用创造机器，现代商业银行对资本的需求几乎永不满足。从长远发展来看，提升经营水平和自我造血能力永远是第一位，至于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何种资本工具储备“粮草”，还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并把握好周期更迭和市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