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涛宏观债券研究

　　摘要

　　中国有望在2022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695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美元约10610美元，和高收入国家标准仍有差距。2021年我国名义GDP增长12.8%，我们预计2022名义GDP增长8.8%，世界银行采用三年平均汇率的计算方法，而我国近年汇率升值明显，综上测算2021-2022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将分别达到12067美元、13392美元。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近5年年均提高0.35%，近3年年均提高1.7%，2021年全球通胀加剧，标准提高速度必将加快，2022年通胀缓解，标准提速也将放缓，如在2022年高收入国家标准提升至13392美元，则对应两年年均提高2.7%，这一增速应当并不会显著低估，则我国有望在2022年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从理论上说，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劳动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变革、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或衰竭，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徘徊停滞的一种现象。从历史经验看，1960年全世界共有101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到近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仅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经济体，其中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阿根廷、俄罗斯、委内瑞拉是典型代表。

　　中国将坚实跨过中低收入陷阱。刘鹤副总理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指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党中央当前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我国也将因此坚实迈过高收入陷阱。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成就将举世瞩目，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时间推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距离其整体平均值已偏离较多，因此该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刻画现有高收入国家整体情况。中国相比于高收入国家整体的人均GNI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增长动能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故任重道远。

　　风险提示：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外部环境不确定加大。

　　引言：

　　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695美元。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我国人均GNI略低于GDP）。因通胀因素，2021年高收入国家标准预计也将相比2020年有明显上调，经我们测算，我国有望在2022年正式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刘鹤副总理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指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党中央当前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我国也将因此坚实迈过高收入陷阱。

　　一、中国有望在2022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695美元。目前国际上对高收入国家的主流划分标准为世界银行在1989年建立的，其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GNI）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不高于480美元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介于480美元和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以1940美元为门槛分成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此后世行每年根据SDR构成货币国加权通胀水平及SDR与美元的比价关系对标准进行调整，以保证其门槛的实际值不变。经其测算，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有望在2022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折合现价美元约10610美元，2021年我国名义GDP增长12.8%，我们预计2022我国名义GDP增长8.8%（不变价增长5.9%），以人民币计算的GNI增速与GDP名义增速相近，再换算成美元时世界银行采用3年汇率均值，而2021年人民币汇率升值明显，将拉高2021-2022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GNI，综上预计2021-2022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达到12067美元、13392美元。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近5年年均提高0.35%，近3年年均提高1.7%，2021年全球通胀加剧，标准提高速度必将加快，2022年通胀缓解，标准提速也将放缓，如在2022年高收入国家标准提升至13392美元，则对应两年年均提高2.7%，这一增速应当并不会显著低估，则我国有望在2022年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中国将坚实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或衰竭，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徘徊停滞的一种现象。2007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一文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援引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诸如“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劳动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变革、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2012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指出1960年全世界共有101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到近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仅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经济体。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与经验分析

　　世界银行曾发出警示：如果东亚新兴中等收入国家想要维持自身的繁荣，必须经历3种转型，即“生产结构从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教育系统从培养工人技能使之适应新技术，向培养工人自己设计新产品、新工艺转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我们选取了9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比较对象，分为3组，分别是：（1）长期处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2）从高收入类型回落为中高收入类型的国家或地区：阿根廷、俄罗斯、委内瑞拉；（3）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产业结构能否转型升级：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升级为技术、资本密集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多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失去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如果尚未获得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就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对比韩国和拉美国家，二者在发展早期都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起，韩国开始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承接海外转移来的轻纺、食品、水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转向造船、汽车、钢铁等重工业，80年代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向电子、通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军，近40年来工业增加值占比稳定在30%以上，打造出独树一帜的工业与科技竞争力，并于1993年顺利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保持至今。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过于依赖农产品及能源出口，资本积累效率低下，过早去工业化，工业增加值比重下滑严重，未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没有走上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随着国际分工变化和金融危机冲击，其经济发展逐步失去活力。以阿根廷为例，2013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后，其人均GNI在门槛值附近徘徊，目前已回落为中高收入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典型代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视科技研发投入。在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改变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将依赖资源配置效应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从而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具有可持续性。有学者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原因，被认为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因素之一。从格罗丁根大学测算的TFP数据来看，以各国自身2011年为基准来看，80年代以来，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TFP从高位一路下滑，同时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的TFP基本呈稳步增长态势，二者走势分化明显。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效率与开发创新能力这两个的基础解释变量。目前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其他主要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融入全球化、享受高增长的过程中已经受益于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城乡迁移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更加需要诉诸自主创新。技术创新常用的两个指标是居民专利申请数和研发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代表一个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产出和相对投入强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成功转型的日韩等国相比，存在量级上的差距。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方面，成功转型的韩国在1996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2%，比同期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马来西亚高出近2个pct；每万人居民专利申请数方面，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在过去40年内从未突破过0.3个/人，日本、韩国已分别于2000年、2013年突破30个/人。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打造适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制。在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主要依赖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其背后的人力资本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专家指出：“东亚非凡的增长中大约2/3要归功于迅速的积累，即有形和人力资本的不同寻常的迅速增长。”从2020年世行公布的人力资本指数（主要考虑了健康、教育因素）来看，世界前四均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经济体，分别是新加坡（0.88）、中国香港（0.81）、韩国（0.8）和日本（0.8）。相比之下，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仅为0.6左右。

　　具体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开放性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以日本及“东亚四小龙”转型的历史经验为例，日本在经济腾飞早期，为了促进技术进步以及工业结构、企业经营现代化，将教育重点放在中等技术人才培养上，出台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20世纪7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战略转向技术立国战略，再次进行教育改革，将教育经费支出重点放在普及高等教育和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方面，重点培养技术创新人才。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前的标准化产品生产阶段，同样将教育重点放在初、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上，80年代后的工业升级阶段将重点转向高等教育，90年代基本普及了高等教育，并将重点转向创新教育。然而亚洲四小龙对教育干预选择的方向不同，导致了人力资本的供给差异。韩国注重特殊高级技能人力资源的培育，以提供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中国台湾在工程教育与职业培训方面做的比较出色，为其技能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三）展望：中国是否能够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党中央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将坚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统计数字上的既成事实外，自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来，我国顶层设计持续坚持把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中央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刘鹤副总理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指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人力资本积累等，都与创新直接相关。我国“十四五”规划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方面均做了重大部署。我国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将持续提升，保障我国将坚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步入高收入国家成就将举世瞩目。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现行分类体系，彼时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320美元/人，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近20倍的差距。此后中国以11.2%的人均GNI年复合增速，分别于1998年、2010年顺利突破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国家门槛，目前距离高收入国家仅“一步之遥”，作为总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的国家，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但距离成为“典型”高收入国家依然任重道远。不容忽视的是，世界银行每年更新的高收入国家划分标准，只考虑了通胀，却忽略了增长，导致该门槛无形中有所降低，高收入国家数量由1987年的41个上升至2020年的80个，在全球的数量占比由25%上升至37%，门槛值距离高收入国家整体平均值偏离较多，因此该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刻画现有高收入国家整体情况。我国相比于当今世界高收入国家整体的人均GNI水平尚存明显差距。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经济体长期增长的核心动能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之，我国距离成为一个“典型”的高收入国家，仍然任重道远。

　　风险提示：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文章来源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中国有望在2022年步入高收入国家》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1月28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黄文涛，执业证书编号：S1440510120015

　　王泽选，执业证书编号：S1440520070003